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有监狱吗？

一，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的建立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即晋察冀边区政府)。

1938年2月1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临时高等法院，选举王裴然任院长。

左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会长于力，右为王斐然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正式建立，王斐然任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同年2月4日，边区高等法院制定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冀中设立高等法院办事处，其他各县设司法处，并成立了易(县)满(城)徐(水)地方法院。

由于当时是战争年代，边区政府和法院机关经常处于转战(跑返)状态，办公场所难以固定，实际上，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在阜平县的工作时间较长，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位于史家寨村。

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从左至右前排：王承周、宋劭文、聂荣臻、吕正操；后排：刘凯风、刘奠基、王斐然、张苏

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内设：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书记室、看守所、司法行政科、首席检察官和检察官。

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全面负责边区的司法行政工作，其职权主要是：审理民、刑、行政诉讼，并依法复核、复判重大刑事案件；掌理司法行政，管理、监督各地监狱、看守所工作；研究法律政策，贯彻实施具体步骤，并经常提出必要的改进意见。

二，晋察冀边区的公安工作

1939年初，按照中央指示，许建国带领13人工作组从延安出发，奔赴抗战前线晋察冀边区，协助边区司法机关开展公共安全工作，建立起了晋察冀边区社会部、边区公安处，以及覆盖全区的抗日县政府公安局。

许建国和家人

1941年，中共中央下发《公安局组织纲要》，对边区公安局的组织原则、主要任务、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以及职权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有力指导了各根据地党委政府规范公安工作。

根据中央精神和《公安局组织纲要》规定，晋察冀边区于1941年4月10日公布了《公安局暂行条例》，对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体制、权限作了进一步规定。

此后，又颁布了《公安局警务公约》，对边区警务人员的各方面行为提出明确规范：

警务人员，抗日当先，拥护政府，保障民权。

巩固边区，维护政权，镇压敌探，肃清汉奸。

缉匪捕盗，勇敢向前，保护人民，维护治安。

友敌分清，是非明辨，奸不漏网，民不含冤。

服从命令，忠于抗战，提高警惕，组织必严。

奉公守法，不徇情面，严守秘密，意志要坚。

斗争学习，不怕困难，团结进步，忠正清廉。

严守纪律，革命模范，凡我同志，誓守约言。

镇压汉奸许广和

1941年12月下旬，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为进一步贯彻《公安局暂行条例》，召开第五次县公安局联席会议，明确各级公安机关的编制和各级公安干部的职责，并制定《司法人员修养》，对公安人员提出六条具体要求：

1，要有分析判断能力，从政治上、原则上了解问题；

2，要细心耐烦了解问题，不要粗枝大叶；

3，大公无私，忠实坦白；

4，要有实事求是精神；

5，处理问题要慎重，不马马虎虎；

6，在狡猾敌人面前要有办法，坚决果敢地对付敌人，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

此外，还制定了《派出所的工作决定》、《村治安员的工作决定》等规范。

上述制度规范的出台，极大推动了晋察冀边区公安机关的队伍建设，为保卫边区政府和开展锄奸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

被游街示众的晋察冀边区经济犯

三，晋察冀边区的监所管理策略

为治理边区犯罪、管理犯人，开展边区狱政工作，晋察冀边区于1939年至1940年间，在边区各县普遍设立了属于公安局的看守班，但囿于战时条件，狱政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并出现“有罪无刑”的尴尬局面。

由于晋察冀边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没有绝对稳定的安全区域，加之监所经常随战争形势的变化而迁移，对很多普通犯人只能判而不监了，这既影响了边区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也不利于边区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发展，因此，完善边区监所管理成为边区司法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鉴于以上问题，以及边区不具备看管大量犯人的条件，但有罪无刑的局面又不能放任不管，最终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1年春，把以前的边区感化院改为“自新学艺所”，一边组织犯人生产自给，一边通过劳动生产进行感化教育，将犯人的思想与工作成绩作为考核内容，每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优良者记功一次，抵徒刑一个月，功与减刑程度成正比。

1945年度平山县“自新学艺所”一部的工作总结

1943年，边区颁布《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关于处理监犯之决定》，继而建立了犯人回村服役制度的雏形，该文件明确了执行此制度的原因：

一，犯人数目日渐增多，不适宜战斗环境；

二，大量犯人关押在监所中影响生产；

三，囚粮消耗过多；

四，借社会群众力量促进犯人向上之心。

龙关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告特务不许与人民为敌，否则将严惩不贷

综上所述，晋察冀边区监所通过多项举措，确实起到了加强管理、减轻负担、改造和教育罪犯的作用，基本改善了边区以往“有罪无刑”的司法局面，为巩固根据地政权、支援敌后抗日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