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历史五三：清吏治洪武兴大案历史背景，为救兄士利巧成拙

开国近十年，大明内部也开始爆发一系列的矛盾，首先即是洪武四大案中的第一起，空印案。空印案本质是什么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交税的时候带了空白账簿。

明初的税收主要是夏粮和秋粮，因为还是实物税的原因，所以基本都是交粮食，实在没种粮食不在产粮地区的，你可以交银子、大明通行宝钞、铜钱、麻布、丝绢。这些税老百姓交肯定先是交到地方官府，然后官府再通过统筹调度来安排这些税收的分配。

这个和今天我们的税收一样，都是需要一个庞大的计算过程。一旦计算错误的话，那后果自然也会很麻烦很严重。朱元璋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帝王，官员们上报的税粮数量都精确到了石、斗、升、合、勺、抄、撮、圭、粒、粟、黍的最后两位。地方官把粮食和数字一起交到中央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你提交的东西和数字对不对得上。

一方面，路程上有损耗，另一方面，有时候会算错。如果审核的时候数字对不上，好嘛，完蛋，兄弟你再回去一趟，再跑一遍流程，敲章，大侠再来一次。因为户部是只认你的章的，所以也不存在说你临时修改一下旁边签个字就完了的事情。这种折腾临近南直隶的地方还好，如果是四川或者西北，那真的是见了鬼。一来一去什么别的事儿都不用干了，到时候责任追下来丢官都算是轻的。

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空印这个发明也并非是明代官员首创，元代的时候大家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会先带着一份算好的账簿去京城，同时身上还会带两本空白的、但是章子盖好了的账簿一起，这样一旦这份算好的对不上，发现了错处自己就可以在空白的上面重新算好了填上去交给朝廷，这就省去了一来一去的舟车劳顿和时间消耗。

但注意没有，这种空印的搞法实际上是留下很多操作空间的，因为空白的有章的政府账簿，谁也没法保证你到底会在上面写个什么东西出来。一旦出现腐败那就是坍塌式的，时间一长事情传入朱元璋耳里。朱元璋一听那还得了，贪腐的可能叫上完全无视大明律，这是罪上加罪。大发雷霆的朱元璋立马开始成立专案组对这件事进行调查。朱元璋这个怒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丞相胡惟庸和御史汪广洋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帮下面人求情的。当然，这时候有个平民郑士利跳出来说老朱你干得不对。

这也是常被研究空印案的学者们拿来用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郑士利。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他有一个兄长叫郑士元，他的兄长混得很不错，进士出身，历任湖广按察使佥事。

空印案爆发后，郑士元也受到了牵连，但是在郑士元的按察使佥事一职是不掌印的，所以经过调查后郑士元就被放了出来。碰巧这时候九月底连续发生了星变，朱元璋就觉得是上天在警示自己什么，就下旨广开言路，让下面的大臣给自己多谏言。

在这个背景下就有两个人的奏疏比较出名，一个是叶伯巨，他没有提到空印案，只是针对朱元璋分封诸王提出反对，被朱元璋认为这是在离间亲疏，抓了起来，最后死在了牢里，由于后来朱棣以藩王身份夺位成功，所以叶伯巨的万言书在后世看来就变得很有意义，至少是一个打脸的重要工具。另一个就是郑士元的弟弟郑士利为空印案做的辩解奏疏了。他的奏疏原文如下：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这个奏疏的意思就是首先这个账簿盖得是骑缝章，单独一章拿出去办不成什么事，而且盖了章的空白纸轻易也拿不到。其次就是这个现实情况在这放着，一层一层的核准数目，有的几千里之远，一旦有错一个往返就要一年，所以才有先印而后书这种办法作为权宜之计。

再次就是耍流氓了，郑士利直接点名国家法律没有空印这个罪名，你这让别人认罪也要心服口服，国家法律根本就没这一条，所以大家不服呀。最后国家培养一个府以上的官员不容易呀，不是那野草割了还能继续长，砍了脑袋就没有了。当然我们还是明白陛下怕下面官吏弄虚作假才从严处理，但是这样一刀切的过重量刑太过于严苛，我为陛下惋惜呀。

结果郑士利把这个奏疏交了上去，希望能够挽救因为空印案而即将被处死的同僚们，但是这事连胡惟庸和汪广洋都不敢出声，搞这个纯属激怒不吃这一套的朱元璋。朱元璋看了这封奏疏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郑士利抓起来审问看是谁指示他这么做的。

最后虽然没有幕后黑手，但还是奖励郑士利流放套餐，他哥郑士元本来已经出狱了，因为他属于被牵连的，既不是主印的，也不是佐官，和印的关系不大，但也和郑士利一起流放。这一波属于铁锅炖自己。

虽然空印案的起因有个很好理解的逻辑，但是实录里对空印案的记载非常扑朔迷离。关键人物的资料被人为隐去，因此有几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其中一些随着学术考据已经得到了澄清）。

首先，是空印案的时间问题。因为实录记载的模糊，其实有三个说法，分别是洪武八年、洪武九年与洪武十五年。在明史的记载上有两种说法，一是洪武九年，一是洪武十五年。

洪武十五年这个说法主要来源于明史刑法志里描述郭桓案的时候提到了“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按照这个说法空印案应该是洪武十五年案发。

洪武九年则根据这场大案里的两个关键人，一个郑士利一个叶伯巨，他们的明史传里提到了丞相和星变这两个关键的时间点，星变按照国榷的记载是发生在洪武九年，而丞相还在，说明不可能是洪武十五年，那会儿胡惟庸都已经死了两年了，哪来的丞相。

明初大名鼎鼎的读书种子方孝孺在纪念他父亲方克勤的书文里也提到了他父亲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诬陷下狱，本来已经证明清白了，结果洪武九年一出来就碰到了空印案发，再度被牵连进去，最后身死。

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洪武八年，排除洪武十五年的可能后，洪武八年也符合丞相还在这一说法。有学者考究国榷发现其中有一条，“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条节引方徵上书，有“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之说，洪武九年的前一年，自然是八年。

要论证这一条不成立，需要证明的是方徵上书时间不在洪武九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建言格式序》就提供了直接证据。这篇序言对星变求言后的上书情况有详细说明：“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告既出矣，逾月藩臣上书者……共一十五人。准其言者，吴印、宋善、阎纯、余奎、曾秉正、孙化、傅奎、李景八人，计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卣、方仲容、徐谦、徐季清、丘绂、余懋六人；假公营私而罪者，郑士利。是后，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

朱元璋在序中详细列举了上书者的姓名，其中并无方徵，显然此序撰写之时，他们尚未上书。而此序的颁发，已然是洪武九年闰九月之后，这个就是为了解决闰九月的星变问题才颁发的。当然，这个建言格式里面还有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茹太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茹太素每次上奏疏都写个个万八千字的，朱元璋每次看到奏疏上的名字是茹太素就头大。因为他虽然废话多，但每次都有重要的事情说，不看也不行。有一次朱元璋让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读了一万六千多字还没读出个所以然。你根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估计这个时候王敏心里也在骂娘，这特么也太坑了。

朱元璋听着听着也气不打一处来，最后听完才发现茹太素这个奏疏里的关键语句也就五百多字，其他的都是没有必要写进去的。这下朱元璋也不干了，心想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处理政务觉睡不好，饭也吃不好，干脆一气之下就把茹太素打了一顿。事过之后，朱元璋冷静下来觉得要从根本上来根除这种风气，便下令中书省规定建言格式。

当然，看这个建言格式序里出现了台州人郑士利，也应该知道此时空印案应该已经爆发，所以八年一说，实属于国榷中有一条时间错漏。

其次，就是空印案到底死了多少人。因为老朱的愤怒，这个案子被一查到底，所以近现代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均夸张地判断了空印案的死亡人数及涉案人数。近现代明史大家吴晗对于此案死亡人数的说法是空印案和郭桓案一起杀了七八万人，明史刑法志虽然时间上闹了乌龙，但是在死亡人数上却也是说数以万计。

但是据方孝孺本人纪念郑士利的说法来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另有《郑处士墓碣铭》，为郑士利父亲的墓志铭，也提到这个问题。“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过用印章，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十百人狱，劾以死罪”。方孝孺父亲因此事牵连，他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至于涉案人数，翻三到五倍，可能较为合理。

最后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朱元璋为什么对空印这么愤怒？综合来看，可能情况不严重，但性质太恶劣。而且这个空印案暴雷，其实是有脉络的。就是老朱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事儿，无缘无故他是不太会想到这个问题的。

如果捋一下脉络，可以追到洪武四年杭州的“飞粮案”。所谓飞粮，就是张冠李戴，把甲的粮食，扔到乙的头上，这一听就是投献那套逻辑，背后显然就是逃税漏税，因此朱元璋下令彻查。查来查去，发现是个窝案，于是大怒的朱元璋“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一查，又是一堆事，那就继续查，结果官官相护。

于是老朱听取前面那个废话很多的茹太素的建议，洪武七年设立磨勘司，京内用御史，京外按察，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粮策书，自此暴雷。因此空印案在老朱这里是搪塞不过去的，因为有人已经据此犯法了。

朱元璋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来说，空印案本能地触发了他对江南地主集团的提防与官官相护的敏感。因为空印案是个体系型的窝案，这些人但凡只要参与了盖空印的事件，那又怎么能算是无辜呢？放在刘秀身上，这个事情可能就过去了，但在明太祖这里实在过不去。

空印因为方孝孺修实录，导致实录里大量史料被隐去，不过从现存史料中仍然能看出大致脉络。在这个问题上，老朱一刀切的手法或许过于暴烈，但是对于扫清元以来的糟糕吏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