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他的姓写的书爆了,他却在追那个\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0-13 16:10:10我把笔放进包里,往电梯那边走。走到柱子边上,小满追上来。
“昭姐。”
“嗯。”
“你脸色不好。”
“没睡好。”
“刚才那个男生问的……那个妹妹。”小满咬着嘴唇,“我整理书评的时候看到过,好多人都在问那个妹妹到底是谁。”
“小说是小说。”
“我知道。”她说,“可你刚才签字,签的是你的名字。”
我看了她一眼。
“小满。”
“嗯。”
“仓库那箱书,别弄丢了。”
电梯门开了。里面站了四五个人,都抱着新书。我进去,按了一层。
门合上之前,我看见书城三层的背景板还立着,那两个字印得很大,在灯光底下发亮。
作者:陆时。
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我把手机拿出来看了一眼。
邮箱里躺着一封三天前的信,是出版社编辑部转过来的,标题写着“影视改编权核验通知”。
附件里有三份材料:改编合同模板、核验清单,还有一份需要“原作者”本人签署的著作权确认书。
确认书最上面那一行,是留给签名的空白。
我把那张附件点开,放大,看了很久。
空白那一栏的下面,印着一行小字:著作权人身份以原始手稿为准。
我把手机按灭,靠在电梯壁上。
电梯到一层,门开了。外面是书城的大厅,人多,声音也杂。我走出去,穿过人群,从侧门出去。
外面下着小雨。
我站在屋檐底下,把那支笔又拿出来,按了一下笔帽。
卡住了。这一下就卡住了。
3 病房写往事
妹妹叫纪宁,小我七岁。
她十七岁那年住进医院,一住就是三年。头一年还能回家,后来就不行了。病房在六楼,朝东,早上的光能照到床头,过了十点就没了。
同病房住过好几个人。靠窗那位姓周,住了两个月走了。走的前一晚,她把自己那盆绿萝托给纪宁,说“你替我养着,我下个月回来拿”。
那盆绿萝后来一直放在窗台上。
纪宁爱写字。
用的是一本硬壳的笔记本,深绿色,边上被我磨破了。她写字不挑地方:吃药的时候写,输液的时候写,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也写。写得很短,一行一行,像记账。
我给她送饭那年冬天,她的本子上有一页是这样写的:
“今天护士说我胖了。我知道她是骗我。” “姐姐的手很凉。” “如果我好了,我要去看看海。”
我把那一页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抄进了手机里。
后来我抄得越来越多。
一开始只是抄。抄着抄着,我把它们连起来了——按时间连,按天气连,按她每天说的是多是少连。连到第三个月,我发现那些句子能拼成一个故事: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住了很久,另一个人每天来,每天走,两个人说的话加起来不到三十句。
那个房间我做了一个想象里的样子:有灯,有饭,有一只猫在窗台上蹲着。
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白天照顾她,晚上等她睡了,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写。走廊的灯是声控的,过一会儿就灭,我得抬一下脚,让它再亮。
一个晚上能写两千字。写得最久的那次,写到凌晨三点,保洁阿姨推着车过来,停在我面前,说“姑娘,回去睡吧”。
我说“再写一会儿”。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劝。
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有一套自己的规矩。
每天写完,我会把手稿存两份,一份在电脑,一份在移动硬盘。硬盘是一个旧的,黑色的,外壳上贴着一张便签,写着“勿动”。我把它一直放在随身的包里,连去买菜都带着。
我不写提纲,只列时间。每写一段,就在旁边标一个期,跟妹妹本子上的期对上。她哪天说了一句话,我就把它安排到哪一章。这么写很慢,一天写不出两千字。可我不敢快。
有一回我写到后半夜,妹妹醒了,问我几点了。我说快三点了。她说“姐,你别写了,你眼睛都红了”。我说写完这一段就睡。
她说“你每次都这么说”。
那天我没写完那一段。我合上电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她在旁边看着天花板,突然说了一句话,说“你写吧,我看着你写”。
我没再打开电脑。我就那么陪着她,坐到她睡着。
那三年,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某一天,是一些很碎的东西。
是病房里那台电视,晚上八点开新闻,声音开得很小。是量体温的时候她把手伸过来,手心总是热的。是她住院以后长胖了一点,护士说的话,她自己知道是骗人的。是窗外那栋楼的玻璃,天一暗就反光,一格一格的。
这些东西我都写进了书里。写的时候我把它们拆开,藏在那些句子里。读的人看不出来,只有我知道。
那年冬天,妹妹的医药费单子叠起来有小半个指甲盖那么厚。
我把攒的钱掏空了,又把房子退了,搬去医院附近的旧楼里。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带我看房,问我要住多久,我说半年。她说“半年就半年”。
后来住了一年又一年。她每次来收房租,都要在门口站一会儿,问一句“妹好点没有”。
陆见深是在那年秋天来的医院。
他有一个朋友在这儿住院,来探望,走错了楼层,从六楼经过。看见我坐在走廊里,膝盖上架着电脑,脚边放着一个饭盒。
他站了一下,问:“你写什么。”
“小说。”
“能看吗。”
我把屏幕转过去。他看了三分钟,把电脑合上。
“这个能卖钱。”他说,“给我,我来做。”
我当时没答应。
第三天他又来了,带了一份合同。合同一共五页,条款很密,我看了两遍。
“有一条我要加。”我说。
“哪一条。”
“手稿在我手里,作者身份以手稿为准。”
他看了我一眼。
“你怕什么。”
“我怕书出来了,没人知道是谁写的。”
他笑了一下。
“纪昭。”他把笔递过来,“署你的名没人买。这不是你看不起自己,这是市场。用我的姓,陆时——听起来像个能写的人。书归公司,钱照付。”
“签字署名写谁。”
“策划署名写我。作者署名写陆时。别的都一样。”
“那我加的那一条呢。”
他把合同拿过去,在第一页边上空白处写了一行:著作权人身份以原始手稿为准。
字写得很草,但他签了名。
我签了。
字签下去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正在看手机,屏幕上是公司群的聊天,一屏一屏往下刷。他没看我。
预付稿费是十万。我拿到钱那天下午就去交了住院费。收费窗口的玻璃上贴着一张纸,写着“请依次排队”。队伍排到走廊外面。
钱交完,我回病房。妹妹正在写字,看见我,把本子合上藏到被子里。
“藏的什么。”
“没藏。”
“给我看看。”
她把本子拿出来。那一页上写着一行字,写完又划掉了,划得很用力。我用手背在划痕上蹭了蹭,辨认出后面那半句:“姐姐别哭。”
那天我没哭。我在洗手间里把水龙头开着站了一会儿。
水声很大,把别的声音都盖住了。
书是第二年春天出的。
上市第三个月上了榜,第六个月加印,第九个月有影视公司来问。出版方的宣传语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用克制写出了最深的疼”。
陆见深那阵子很忙。他接受采访,上节目,说这本书是“我们团队挖到的一块宝”。采访里他一次都没提过纪昭。
他也很少提到纪宁。
有一回公司做读书会,请了几个读者来。有个读者说,书里那个妹妹,写得太静了,静得像没有人。陆见深笑着解释说,这是“留白”。
我没说话。那天我在后台搬椅子。书里那个妹妹不是留白,是我不肯写。写的时候,妹妹还在。我不敢把她写得太清楚,我怕写细了,就真的成了别人的故事。
写完那本书,我把初稿打印出来,装了三册。装订的那天晚上,妹妹问我在嘛。我说在装一本书。她说,装好了给我看看。我说好。
那三册装在文件袋里,一直没给她看过。她走得太快。
有一回他上本地的一档节目,主持人问他,书里那个妹妹的原型是谁。他说这是“创作者的个人经验”,不便展开。
主持人笑着说“理解理解”。
我在出租屋里看着电视,妹妹在旁边睡着了,手还搭在本子上。
书里的妹妹没有名字,只有一句“她”。可我写的时候,每一句都是她。
书上市那年冬天,纪宁的病情又重了。
她在医院住了四十天。最后那几天她不太说话,多数时候看着我。有一天她精神好一点,让我把本子拿过来。
她翻到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写完把本子递给我。
“这个你收着。”她说,“以后你会用到。”
“什么你用得上。”
“你先收着。”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笑了。她笑起来跟小时候一样,眼睛先弯,然后嘴角才动。
她想了想,又说了一句:
“姐,你要是把这些写出来,别人就会记得我了。”
“书都出了。”
“出了也没用。”她说,“那上头没有你的名字。”
我没接话。
那本本子我收着,一直没收进抽屉,也没翻开过最后一页。
三年了。
离婚协议是陆见深让人送来的。
送来的人是他的助理,把文件放在餐桌上,说“陆总说您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可以改”。
协议一共六页。房子归他,车归他,公司股份归他。婚后共同财产那一栏写的是“无”。
我看了两遍。
第三遍的时候,我在最后那页的签名栏上签了字。签完把笔放回原处,笔身和桌沿对齐。
助理愣了一下。
“纪小姐,您不看看条款吗。”
“看了。”
“那……陆总的意思是,如果您有别的想法,可以谈。”
“没有别的想法。”
“稿费的部分,”他翻了翻随身的文件,“陆总说,之前那几个季度的策划费,可以再补一笔。”
“不用补。”
“那您……”
“我只要我自己那两样。”
他在餐桌上坐了一会儿,看我起身进了书房,就没再问。
那间房子我住了四年。客厅很大,沙发是浅灰色的,阳台上种了几盆东西。我最常待的地方是书房——里侧靠墙那排书架边上,有一张写字台,台面是白的,被我用出来一道浅色的痕。
那三年里,我在那张台上写了六十多万字。
写完的书出了版,出了名,卖了影视,我一分钱稿费没拿过——合同上写的是“策划费”,按季度结算,每季度打到陆见深名下那家公司的账上,再由他转给我。转多少看季度。
我算过。三年里我拿到手的钱,加起来不到十万。
我没有争过。
进书房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只拿了两个。
第一个是妹妹的手抄本。
那本深绿色的硬壳本子,放在书架最下层的箱子里,跟我的初稿放在一起。我把它拿出来,用一块旧毛巾包上。
第二个是那支按动笔。
笔是妹妹的。她住院的时候用它写字,笔杆被她捏出一圈浅印。笔帽的弹簧早就松了,按下去要按三下才卡住。
我把笔夹在手抄本的封面上。
书架上别的书我没动。初稿的数字存档都在我的移动硬盘里,那个硬盘一直在包里。
搬纸箱的时候,我翻到一本相册。里头有张照片,是我和妹妹小时候,在老家门口,她六岁,我十三,两个人手里各拿一冰棍。照片的边角发黄了,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期。
我把照片抽出来,夹进手抄本里。
出来的时候,客厅里没有人。沙发上放着一个纸袋,是陆见深昨天买的那件外套,还没拆标牌。茶几上有一只杯子,里面的水喝了一半。
我把门带上。
出租屋在城东,一间半,朝南,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桌子是旧的,桌面掉漆,我把它擦了三遍。
房东在门口等我,交钥匙。她看了看我手里的纸箱,问:“一个人住?”
“嗯。”
“这屋里以前住过一对小夫妻,吵了三年,去年离了。”她顿了顿,“你别嫌我话多。”
“不嫌。”
“桌子留下,你要是不要,我一会儿搬走。”
“留着。”
她走了以后,我把手抄本放在桌子左边,把笔放在右边。
然后我在桌子中间摆上电脑。
头几天,屋里没有锅,没有碗。我早上在楼下买个包子,中午在菜场口吃一碗粉,晚上回来泡一包面。
桌子是唯一像样的东西,我把它擦净,靠窗摆。窗子朝南,白天有光,光落在桌面上,正好把那张纸照白。
第二天下雨,屋里漏了一处,在墙角和天花板之间,一滴一滴,落在一个铁盆里。我拿毛巾把盆垫上,怕吵。
第三天我把妹妹的照片立在桌角。照片很小,是老家的门口拍的,背景是一堵红砖墙。照片立着,看不见背面那行期。
晚上我对着照片坐了一会儿,跟它说了一句话:“我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