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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我才知道,有一年不是我的晚野哎后续章节笔趣阁更新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1-02 16:56:58    

赵姐头都没抬:“去啊。”

“不去。”

“你不去他也在那儿坐着,坐两个钟头,然后回去。”她说,“你在这儿踩一天机器,能踩出什么来。”

我把布从针板上取下来,抚平,叠好,放在台面上。

会见室里他坐在老位置。

我坐下,拿起电话。

“我弟学费交了吗。”

他把电话换了个手,低下头,肩膀抖了两下,抬起头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交了。三月二十六号交的,我留了收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贴在玻璃上给我看,“住宿费也交了。生活费我每个月打一千五,打的是他那个校园卡。”

“你怎么知道他的卡号。”

“我问的。”他说,“我跟他说我是他姐的同事。”

“他信了?”

“他没信。”他把收据收回去,“他问我,我姐是不是出事了。”

我握着电话,没说话。

“我说没有,她在外地,信号不好。”他顿了一下,“他信了。”

“他为什么会信。”

“因为我说的时候,哭了。”

五月六号上午,管教在车间门口喊我。

“3712,过来签字。”

我过去。是一张纸,抬头印着区法院的章。

【证人出庭通知书】

案子是陈立的。开庭期五月十九号,上午九点。

我把纸看了两遍,签了字,还给她。

“要我去作证。”

“你是同案关系人,法院要你去。”管教把纸收起来,“到那天有人来提你。”

我回到工位上,赵姐已经把我那块布重新放上针板了。

“什么事。”

“叫我去作证。”

“作谁的证。”

“陈立。”

她手上没停,脚一踩,机器响起来。

“你去不去。”

“法院叫我,我不去能行?”

“能行。”她说,“你说你害怕,说你记忆模糊,说你当时脑子不清楚。这套话我听得多了。”

我没接。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做手套。做到第六十双的时候,我把针扎穿了。

针是从左手食指侧面穿过去的,穿完还在布里,我抬手的时候把布带了起来。

赵姐过来,捏着我的手腕看了一眼,把针拔了。

血出来得慢,一滴,两滴,滴在白色的手套上。

“疼不疼。”

“疼。”

“疼就对了。”她拿了一块布按着,按得很紧,“你这人什么都不疼,早晚要出事。”

去年十二月三号。

审计组在宏远十六楼,占了半个会议室,桌上摆着七台电脑。

我是下午两点进去的。

进去之前,我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个肉包,没吃完,扔了。

那个年轻人姓姚,二十六七,戴副眼镜,说话很客气。他先给我倒了杯水,然后把一张纸推过来。

“周女士,我们今天想核实几笔业务。”

“嗯。”

“先说清楚,你现在的身份是配合调查,不是嫌疑人。”

我说好。

三笔业务,二十七张凭证。他一张一张翻,翻到我签字的那几张,停下来。

“这张,是你签的吗。”

“是。”

“这张呢。”

“是。”

“这张。”

“是。”

他翻到第九张的时候,我把手伸进包里。

包里有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里有一个 U 盘。这个 U 盘是我从家里床底下拿出来的,拿出来的时候上面还有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两遍。

我把 U 盘放在桌上。

他看了一眼,没伸手。

“这是什么。”

“三年的账。”我说,“从二〇一九年到二〇二二年,全在里面。原始凭证的扫描件,还有我自己做的一份流水对照表。”

“你自己做的。”

“嗯。”

“为什么做。”

“因为账不平。”

我把水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我做账九年,没有一个月不平过。”我说,“那三笔进去了以后,账就平不了了。我用别的东西把它压平,压了三个月,压不住。所以我做了那份表。”

他把 U 盘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周女士,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交上来意味着什么。”

“知道。”

“你也在里面。”

“我在。”我说,“那三笔,是我的字。”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把 U 盘进电脑。

“你确定?”

“确定。”

他在电脑上作了一会儿,打印出一张清单,让我核对签字。

我签了,期写的是十二月三号。

签完他送我出门,在电梯口说了一句:“周女士,你这个案子,可能比你想的重。”

我说我知道。

“也可能比你想的轻。”他说。

电梯门开了,我进去,门合上。

那是我最后一次以宏远员工的身份走出那栋楼。

五月十九号早上六点,看守所的门开了。

法警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手铐。

“证人不用戴。”他说。

“戴上吧。”

他看了我一眼。

“你确定?”

“我穿着这身衣服。”我说,“不戴反而怪。”

他给我戴上了。手铐是凉的,卡到最里面一格,还有点松。

押解车开到法院是八点二十。从后门进,走楼梯上三楼,在一间小屋里等。

屋子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上装着铁栅。桌上放着一个塑料杯,杯子里有水,我没喝。

八点五十,有人来叫我。

走廊很长,地砖是米色的,擦得很亮,能照出人影。

走到第七扇门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

一个女人,三十出头,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

她穿一件米色的针织衫,头发扎起来,脸上没化妆。

我认得她。

她就是陈立办公室那个相框里的人。

她抬起头看我,看了两秒,然后把孩子的脸按到自己肩膀上。

孩子挣扎了一下,说妈妈。

她说不许看。

我从她面前走过去。

门推开的时候,我先看见的是被告席。

陈立坐在那儿。

他穿一件浅蓝的衬衫,领子有一点点翘。

那件衬衫是我给他买的。

前年他生,我在商场里挑了四十分钟,试了三件,最后选了这件。他穿上说太紧,我说洗两次就松了。

他一直穿到现在,袖口已经起毛了。

他抬起头,看见我。

我们对视了一下。

我先移开了。

我被带到证人席。

那是一张单独的桌子,摆在法官左侧,桌上有一个话筒,一个杯子,还有一本写着“证人”的小牌子。

法警把我的手铐解了。

“站起来。”

我站起来。

“请宣誓。”

书记员念了一段话,我跟着念。念到“如实作证,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弹了一下。

“请坐。”

公诉人是女的,四十来岁,短发,说话的语速很稳。

她先问了我的身份,我在宏远的岗位,负责什么。

然后她翻到第十一页。

“周晚,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一号下午,你在哪里。”

“在公司。”

“几点。”

“三点四十左右,我在陈立办公室。”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那三笔先走一下,月底就回来。”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没有货,走不了。”

“他怎么说。”

“他说,客户那边催得急,你先走,出了事我担着。”

“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走。”

她停了一下,抬头看我。

“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他说,行。”

法庭里有人翻纸。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财务总监把我叫过去,说这个月的凭证由别人做,让我把手上的档案交接一下。”

“交接。”

“是。”

“怎么交接。”

“填单子。”我说,“公司的档案交接单,一式两份,交接人签字,监交人签字,财务总监签字。”

公诉人转过头,看着法官。

“审判长,我方申请调取宏远商贸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二的档案交接单。”

被告席那边有动静了。

陈立的律师站起来,四十多岁,头发很少,说话慢条斯理。

“审判长,我方认为证人所述与本案无关。”

“有关。”公诉人说,“如果证人当时拥有自主制单的权限,就不存在‘被要求交接档案’这一事实。这份单子能证明她当时已经被剥夺了权限。”

“那是公司内部的人事安排。”

“人事安排发生在她说‘我不走’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公诉人说,“时间上紧挨着。”

法官让书记员记下来,然后看向被告席。

陈立一直没有说话。

他的律师转向我。

“周晚,我问你几个问题。”

“好。”

“那三笔业务,陈立有没有给过你任何书面指令。”

“没有。”

“有没有邮件、微信、短信。”

“没有。”

“有没有录音。”

“没有。”

“也就是说,你所说的‘他让你做’,全部是你一个人的口供。”

“是。”

“你知不知道,做伪证要承担什么后果。”

“知道。”

“那你为什么现在说这些。”

我把手放在桌上。

“因为你们叫我来。”

底下一片低声。

律师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翻过手里那张纸,看了三秒。

“周晚,你现在已经判了,一年十个月。”他说,“你在服刑。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的证词能不能让你减刑。”

“想过。”

“所以你是在为自己换减刑。”

“换不了。”我说,“我判了,我认罪认罚,具结书是我签的。我今天说什么,都减不了。”

他停住了。

法官敲了一下。

“辩护人,继续。”

律师换了一张纸。

“那我问你,你签字的时候,知不知道那三笔业务是假的。”

“知道。”

“你明知是假的,还是做了。”

“是。”

“没有人拿枪你。”

“没有。”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我看着他。

“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说,“我三十六岁,房贷还有十四年,我弟在读研,我妈前年装了支架。我那天下午算了一笔账,算完我就回去把账做了。”

“那你就不能说是被指使的。”

“我没说我是被指使的。”我说,“我说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做的。”

中间休庭二十分钟。

我被带到走廊尽头的小屋里,法警在门口站着。

我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手背上还有针扎的那个小口,结了一层薄薄的痂。

二十分钟很长。我听见外面有人在打电话,说“他情绪不太稳定”。

重新开庭的时候,陈立站起来了。

法官问他有没有要陈述的。

他没有看律师,也没有看法官,他看着我。

“那三笔是我让她做的。”

法庭里静了。

“我承认。”他说,“三月十一号下午,我在办公室跟她说的。她当时拒绝了,第二天我让财务总监把她手上的活停了。”

“但是。”他顿了一下,“她做的时候,知道那三笔是假的。她做完之后,还自己另做了一份流水对照表,把三年的账全梳了一遍。如果她只是听命,她不用做那份表。”

“她做了。她做了三个月。”

“她比我清楚那笔钱去了哪里。”

他看着我。

“我们是共谋。”他说。

我坐在那儿,听着这四个字,一个一个落下来。

共谋。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那三个月我每天加班到十点,把三年的流水一笔一笔对出来,做成一张表。我不是在自保,我是在给自己找一个能睡得着的理由。我想的是:我把账梳清楚了,万一哪天出事,我能说清楚。

我从来没想过,那张表会变成“她比我清楚”的证据。

法官问我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站起来。

“我认。”我说,“那三笔是我的字,我签的,我做的,我做的账。”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想让人知道,”我说,“我不是一个人做的。”

押解车下午三点开回去。

车上还是那两排硬座。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法院门口的人一点一点退远。

法警坐在对面,二十来岁,很年轻。

车开到一半,他忽然开口。

“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挺好。”

我没接话。

“我不是说你作证说得好。”他补了一句,“我是说最后那句。”

我看着窗外。

“我这行四年了。”他说,“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话。”

回到所里是四点半。

我进监室的时候,赵姐正在补袜子。

“怎么样。”

我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床头。

“他穿的是我买的那件衬衫。”

赵姐抬起头。

“就这个?”

“嗯。”

“没别的了。”

“判了五年。”我说。

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了一下,低头继续补袜子。

“五年。”她重复了一遍,“比你好一点。”

“比我还差。”我说,“他比我多三年四个月。”

“那不一样。”赵姐把线咬断,“他是主犯,你是从犯。他判五年,是他该的。判你一年十个月,也是你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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