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结版《我爸让我按了二十一次手印》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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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五号,开学前一天。
我爸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卷烟纸。
纸裁得四指宽,边上沾着烟末。他把纸在饭桌上抹了三下,抹平,从耳朵上取下那截铅笔。
「过来。」
我走过去。
他写字很慢,一笔一笔的,像在木头上凿榫眼。写完,他把纸转过来,推到我面前。
「念一遍。」
「今借到陈守田人民币壹仟贰佰元整,用于陈麦初中学费,三个月内还清。立据人,陈麦。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五。」
「按手印。」
桌角放着个铁盒。盒盖上的牡丹掉了一半颜色,里头是半盒印泥,深红,像凝住的血。
我把右手大拇指按进去,指腹立刻裹了一层深红色的印泥。
我爸抓住我的手腕,往纸上按。
大拇指按下去,停了一停,抬起来。
纸上多了一个红印。指纹一圈一圈,清清楚楚。
他拿起纸对着灯泡看了看,说:「行。」
然后把纸折三折,装进塑料袋,塞进五斗橱最上头那个抽屉。抽屉拉开的时候我看见了,里头不止一张。
他又抽出一张,在上面一笔一划又写了一遍,写完后,也折三折,递给我。
「一人一份。亲兄弟明算账,谁也不吃亏。」
我接过来。纸是软的,带着印泥的桐油味。
他说:「收好,以后要还的。」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纸夹进了语文课本,夹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一页。
书是旧的,我姑家表哥念完给我的的,封面上写着我表哥的名字,用圆珠笔描过两遍。
第二天是八月二十六。
他骑车去镇上,回来的时候车把上挂着个鞋盒。
我以为是给我、的。
他把鞋盒放桌上,撕开。一双白球鞋,四十码,鞋帮上三道蓝杠,新的,鞋底还是白的。
「你表哥明天来,让他试试。」
我说:「我三十六。」
他看了我一眼。
「你脚长得慢,现在的还能穿。」
中午表哥就来了。周小勇,比我大六岁,个子已经窜到一米七五。他坐在门槛上试鞋,系鞋带的时候手很快。
「舅,正好。」
「正好就穿走。」
我姑在院里笑,笑声都传到隔壁了。她说:「还是我哥疼小勇。」
表哥穿着新鞋在院里跑了两个来回,鞋底在土上压出一串印子。
我站在堂屋门口,低头看自己的鞋。塑料凉鞋,前头断了一带,我用烧红的铁片烫上,把它粘住。
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妈教我数数。
不是从一数到十那种。她教我数钱。
「这是五块,这是两个一块,加起来一共七块。」她把票子在柜台上摊平,「数钱要摊平数,不能捏着数。捏着数,别人看不见。」
那时我才五岁,够不着柜台,踮着脚听她说。
「妈,数它啥。」
「数清楚了,心里才有底。」
她说完,把票子摞齐,压在一块玻璃底下。
那块玻璃是代销店柜台上的,底下压着几张单据,还有一张我的一寸照。
我在那块玻璃底下,看见过很多次钱。
我妈叫李秀云,在村代销店记账。
代销店三间瓦房,柜台是水泥抹的,上头摆着酱油缸、盐袋子,还有一溜玻璃罐装的糖,一毛钱七块。她坐在柜台后头,面前一本硬壳账本。
谁家赊了多少,几号还的,都记在上面。
她记账从不用算盘,用心算。手指头在账本边上敲,敲三下,就报一个数,从没错过。
村里人赊账要按手印。她就找了一截透的榆树,削成一个长方形,自己刻了章;原先只用红土兑茶水当印色,后来才托人从县里带回一盒铁盒印泥。
那个铁盒,盒盖上有一朵牡丹。
一九九九年冬天,她连续咳了四十天。
开始以为是冻着了,喝了好几天的姜汤。后来咳出来的痰里带红血丝。我爸带她去镇卫生院,拍了片子,大夫让去县里。县里让去市里,县里的大夫让她住院。
她不去住院。
她说:「麦还小。」
那年冬天她一直在算账。躺在炕上,让我把账本拿给她,一页一页翻,用铅笔画圈。欠得久的,她划一道;还清了的,她打个勾。
腊月十九,她把我叫到炕边。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铜的,很小。
「这个,给你二叔。」
「给二叔啥。」
「你别问了。」
她说话已经很费劲了。她的手在被子上摸,摸到我的手,攥了一下,又松开。
「麦,妈对不住你。」
我红着眼睛说:「你没对不住我。」
她笑了笑,没说话。
第二天早上她没了。天还没亮,我爸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很短,四十几响。
出殡那天下了雪。我跪在雪地里,膝盖冻得没知觉。有人把我拉起来,我看见缝纫机上盖了块白布。
那台缝纫机是她的嫁妆。蝴蝶牌的,机头上的漆掉了几块,露出发黑的铁。她活着的时候踩得飞快,踏板一上一下,针脚密得像雨。
她死后的第三天,那台缝纫机被搬到了西屋角落。
抽屉锁上了。
我问我爸钥匙在哪。
他说:「你妈不是给你二叔了吗。」
我去问二叔。二叔正在院里劈柴,斧子举起来,落下去,木头裂成两半。
他说:「你妈让收着的。」
「里头是啥。」
「不知道。」
他把斧子往木墩上一磕,说:「女娃别打听这些。」
我就没再问。
那把铜钥匙,他收了八年。
印泥盒是我妈的。
她用了三年,盖子上沾着红,擦不净。她死后,铁盒被扔在抽屉里。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五号那天,我爸把它翻出来,用袖子擦了擦盒盖,摆到桌角。
他把盒子推到我手边。
「按。」
我按了。
第一张纸上的红印,颜色和我妈账本上那些手印一模一样。
我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巧合。
2.
初中三年,我们家形成了一套流程。
开学前三天,我把学费单子放在桌上。他看一眼,从五斗橱里数钱,数两遍。然后裁纸,写字,让我念,让我按手印。
一式两份。他一份,我一份。
他管这叫「规矩」。
「规矩立好了,」他说,「谁也不吃亏,谁也不欠谁。」
村里人知道了,有人笑,也有人夸。夸的人说陈守田这人正派,教闺女明事理。我爸听了很受用,回家路上会哼两句秦腔。
初一那年他教我写大写。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
他用铅笔在报纸边上写。
「为啥要写这个。」
「因为小写能改。」他说,「一添一笔就能改成十。大写改不了。」
我学会了。
后来我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练,一页写满,翻过去再写。
我爸看见了,说:「别在书上写,糟蹋。」
「那我写哪儿。」
「写废纸上。」
从那以后我开始用废纸写,写满一张翻一面,两面都写满了才扔。
那些纸我攒了一沓,藏在炕席底下,用一个铁盒子装起来。
初二那年冬天,他把笔递给我。
「你自己写。」
我写。写完拿给他看。他看完点点头,说:「字比上回写的好。」
那天我写的是八百。
我拿着笔,忽然想问一句,这钱是谁的。
我没问。
我爸做木工,手艺在十里八乡算头一份。打衣柜,打八仙桌,打嫁妆箱。他有一把刨子,用了几十年,木柄磨得发亮,摸上去像玉。
他挣得不算少。
可他总说没钱。
我姑来借钱,是二〇〇三年夏天。
她进门没坐,站在堂屋中间,手里捏着个塑料袋。
「哥,小勇要交择校费。」
「多少。」
「三千。」
我爸没问第二句。
他进里屋,开五斗橱,数钱。数完出来,把钱递过去,钱是用皮筋捆着的。
我姑接过来,塞进塑料袋,说:「哥,这钱我记着。」
我爸摆了摆手说,「记啥,一家人。」
我姑走了。
那天下午我在灶房烧水,水开了我都没听见。
我爸进来,把壶提下来。
「想啥呢。」
我说:「姑咋没按手印。」
他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那种笑我到现在都记得。不生气,也不心虚,就像我说了句小孩话。
「你姑是客。」
「那我是啥。」
「你是我闺女。」
他把壶放回灶上,说:「闺女才要按。你要是不按,将来要是你男人说你爸没供你,你拿啥说?」
那年我十二岁,这句话没听懂。
后来我听懂了。
他不是怕我赖账。他是怕将来有一天,我说这钱是我妈留的。
我妈走后第四年,家里翻修西屋。
拆墙那天,我在墙缝里摸出个铁盒子,是一个装饼的盒子,盒子锈迹斑斑的。里头有一沓钱,用报纸包着,报纸是一九九七年的。
我拿出来数了一下,一共三百二十六块。
我拿着盒子去找我爸。
他看了一眼,说:「这钱是你妈藏的。」
「给谁藏的。」
「给谁,反正不是给我。」
他把钱接过去,数了一遍,塞进兜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一直在想那三百二十六块。
我妈藏钱,是因为她知道,钱放在明面上,会不见。
她藏了还不止一处。
我后来才知道,她藏得最深的那一笔,有四千多。
初中三年,我一共按了七次手印。
一千二,六百,一千三,九百,一千五,一千,八百。
加起来一共七千三。
3.
初二下学期,住宿费他给不起了。
一学期八十块。他说:「家里今年没活。」
那年他确实没活。镇上开了个家具厂,机器压出来的柜子便宜,一套比他手工打的少三百。村里人图便宜,都去厂里订。
他的刨子挂在墙上,落了灰。
开学那天我背着铺盖回家。十里路,我走了两个钟头。
从那天起,我开始走读。
一早一晚,来回二十里路。
夏天还好,天亮得早。冬天不行。六点出门,天还是黑的。我拿一手电筒,电池得省着用,走到一半就关掉,靠眼睛认路。
路上有个砖窑,专门烧砖的,夜里不熄火,远远能看见一点红光。每次我走到砖窑那儿,我就知道走了一半。
中午在学校吃饭。食堂的菜三毛一份,我打半份,就着自己带的咸菜。
那年十二月,我掉进了沟里。
那天下雪路滑。走到砖窑前头那个拐弯处,脚下一空,人就摔了下去。
沟不深刚好齐腰。底下是冻硬的泥,还有半尺的水。
我爬上来的时候,棉裤湿了半条腿,书包也湿了。
到学校,早读已经开始了。
我在教室后头站着,把课本一本一本摊在窗台上。
语文书的封面湿透了,里面的纸一页一页粘着。我用手指头一张一张分,分到第三页,因为湿的太厉害了纸破了。
破的那一页那是一篇课文,《社戏》。
我把破的那一页捏在手里,直愣愣的盯了很久。
罗老师进来了,看见我。
「怎么了。」
「上学路上掉沟里了。」
她走过来,摸了一下我的裤腿。
「怎么这么凉,跟我来。」
她把我带到办公室,让我坐在炉子边上。
炉子里烧的是蜂窝煤,火不旺,但是很温暖。
她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端着一碗面,她把面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面是清汤的,上头卧了个荷包蛋。
我说:「老师,这碗面。」
老师摸了摸我的头说:「吃吧,暖暖身子。」
我喝了一口汤,然后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吃完,她把我那本语文书拿了过去。
她把书翻开放在炉子边上一页一页的烤,烤完给我粘破的那一页。
「下次再掉沟里,」她说,「记得先回家换条裤子。」
「回家要一个钟头。」
「那就一个钟头。」
我说:「老师,一个钟头,早读早就上完了。」
她抬起头。
「早读错过了,明天还有。身子冻坏了,一辈子就毁了。」
初三那年冬天,鞋坏了。
那双塑料凉鞋撑不到十一月。我在家找了双我爸的旧解放鞋,四十二码。我在鞋里塞了两层报纸,脚勉强能塞进去,走路的时候脚在里头晃,最后脚后跟磨出了血。
我用棉花垫在脚后跟上,接着穿。
早读的时候,罗老师站在我旁边。
罗玉梅,我们班主任,教语文的,三十来岁,头发总是扎得很紧。她在讲台上讲《背影》,讲到父亲爬月台那一段,声音低下去。
下课她把我叫到办公室。
「把鞋脱了。」
我把鞋脱了。
脚后跟那块皮已经烂了,烂掉的那块儿跟袜子粘上了。
她看了很久,没说话。
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个纸袋。
一双棉鞋,黑的,三十六码。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鞋。
「穿上。」
我说:「老师,我没钱。」
「没钱没事,以后赚了钱还老师就行了。」
「那我记着。」
我把鞋穿上了。鞋里是绒的,穿上脚趾头一下就暖了,暖得发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