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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情人柳宜安全文免费笔趣阁在线阅读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1-10 16:31:05    

我当时捡起来看了一眼,看到”离婚”两个字,就把它折起来,塞进这个盒子。

我以为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只是没写完,或者写完了没敢给我。

我把它收了十七年,一直没扔。

原来这不是信。

这是状纸。只是他没递出去。

而十七年后,另一个人替他把状纸递了出去。

那张纸在我手里抖了一下。我把它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啵”一声。

然后我拿出手机,翻到一张名片。

名片是上个月在殡仪馆门口,一个女的塞给我的,说:”柳女士,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我当时随手塞进包里,回家洗包的时候翻出来,本来想扔,鬼使神差留下来了。

名片上印着:正屿律师事务所,方婉。

我拨过去。

响了两声,接了。

“方律师吗?我是柳宜安。周敬川的妻子。”

那头顿了一下。

“我知道您。”她说。

“我要打这个官司。”

“柳女士,”她的声音很稳,”您先告诉我,您想赢什么?”

我站在店里,看着卷帘门外那棵被雨泡黑的榕树。

“我要判决书上写一句,”我说,”我没有出轨。”

方律师安静了很久。

“这个不好打。”她说。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找你。”

第二章 二十年

我和周敬川是二〇〇〇年有的周宁,一九九六年结的婚。

结婚的时候,我们住在设计院的单身宿舍,一间半,厨房是公用的,六户人家共一个水龙头。他那时在市建筑设计院做水暖,一个月六百八,我在市二建材料科跑业务,一个月五百二,加奖金。

我这个人,从年轻时候就有一个毛病——记账。不是为了省钱,是心里没底。钱在哪儿,我心里得有数。一九九六年我们结婚,我买了一个硬皮本,第一页写”九六年九月”,下面第一行是”酒席,一千八”,第二行是”婚车,二百”。

那个本子记到今天,记了三十一年,一共十九本。

二〇〇一年,我们买了打铜巷的房子。五十八平,两室一厅,六楼,没电梯,西晒。总价十一万,首付八万,我娘家出了五万,我出了三万。

签合同那天,他握着笔,来回看,看了三遍。他这个人做事细,一分一厘都要算清。签完字,他把笔放下,说:”宜安,以后我给你买个大的。”

我说行。

二〇〇三年,我从二建出来,在打铜巷口盘了个铺面,开了这家五金店。铺面十六平,转让费两万八,进货三万。那三万是我跟我哥借的,借了两年才还上。

头一年最难。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点关,中午在店里吃泡面。夏天铺面里像蒸笼,一天喝四壶水,不上一趟厕所,全从汗里走了。手心磨出泡,破了,结痂,又磨破,最后成茧。

二〇〇五年,望海台开盘。我去看了三次,第三次拉着他去的。

望海台三栋十二楼,一百二十平,三室两厅,南北通透,站在阳台上能看见一段江。总价七十八万,首付二十四万,贷六十八万。

贷款银行是榕州农商行青岐支行。贷款人写的是我的名字。

为什么写我的名字?因为他那个设计院,九八年有一次给一个楼盘做审图,出了点事,虽然最后没事,但征信上留了一笔。他不想用自己的名字。

我没多想。我那会儿觉得,两个人过子,谁的名字不是名字。

从二〇〇五年四月起,每个月十五号,从我店里那张卡上扣四千三。头几年是四千三,后来利率调了,变成四千六,再后来是四千一。

一共还了十五年零四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号,最后一笔结清。

那本存折我留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扣款”,一共一百八十四笔。

二〇〇六年夏天,我第三次流产。

第三次。前两次是在打铜巷的六楼,从楼梯上滚下去一次,还有一次是查出没胎心。第三次是宫外孕,送医院的时候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是店里的小工背我下的楼。

手术做了三个小时。我从手术室推出来,麻药还没退,眼睛睁不开,只听见走廊里有人说话。他的声音。

他说:”算了。”

就两个字。

我那时以为他说的是”算了,不要孩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算了,就这样吧”。

那年九月,他搬去了望海台。他说那边离单位近,方便。他说他睡不好,我在旁边他睡不着。他说等他缓一缓就回来。

他带走了一个行李箱,一床被子,一台笔记本电脑。

他留下了打铜巷这套房,留下了女儿,留下了我。

我那年三十二岁,女儿六岁,店里刚起色,贷款还剩六十一万。

我为什么不离?

我算过账。

第一,贷款在我名下,六十一万。离了,这房子要么卖掉分钱,要么我一个人接着还。卖掉,我和女儿住哪儿。

第二,女儿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那一片,单亲家庭的孩子,老师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第三,我娘家。我哥在电话里跟我说:”宜安,榕州这地方,离婚的女人抬不起头。你忍一忍,男人过几年就回来了。”

第四,也是我最不愿意承认的一条——我以为他会回来。

我以为那只是吵架,只是他一时糊涂,只是他需要一个台阶。我甚至想过,等他过年回来,我给他做一次酱油鸡,他爱吃那个,做的时候要多放冰糖。他吃了,话就好说了。

二〇〇七年三月,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找了个钟点工,一周来三次。

“多少钱?”

“一小时十五。”

“贵了。”我说,”巷口家政那边十二。”

“她做事细。”

“那行吧。”

二〇〇八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六,我提着两袋年货去望海台。

一袋是他爱吃的腊肠,一袋是给女儿买的羽绒服——女儿那件小了,我想着先放他那儿,等过年他带女儿出去玩的时候穿。

我按门铃。

开门的是个女的。瘦,个子不高,围着一条蓝格子围裙,手里拿着锅铲,锅铲上还挂着一片菜叶。

她愣了一下。

我也愣了一下。

“你找谁?”

“周敬川在吗?”

“周工在洗澡。”她说,”你是……”

我把两袋东西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给他的。”

然后我转身下楼。

楼梯间里有一股炖汤的味道,从她开门的那个瞬间飘出来的,是莲藕排骨。他爱喝这个,我炖不好,我炖的莲藕不粉。

我从十二楼走楼梯下到一楼。走出单元门的时候,外面太阳很大,我站在那儿,眼睛疼得厉害。

我没有哭。我只是站了一会儿。

我知道。

我不是不知道。

我是装作不知道。

一个人要装不知道,是很费力气的事。你要把很多细节从脑子里按下去——他从哪一年起过年不回家了,从哪一年起打电话只谈女儿的学费,从哪一年起我给他发短信他不回了。

这些事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一笔一笔,像我账本上的数。

我只是不往下想。往下想,那六十一万的贷款,那六岁的女儿,那年三十几岁的我,就全塌了。

所以我就这么过着。

他住望海台,我住打铜巷。他过年回来吃一顿饭,坐两个小时,走。女儿上初中住校,周末有时候去他那边,有时候回来。

二〇一〇年,他买了望海台五栋八〇四,八十二平,全款,四十七万。

钱是他自己出的。他那几年接私活,给人做水电设计,一年能挣二三十万。

这件事我是二〇一三年才知道的。是一个做建材的老客户跟我说的:”宜安,你老公在望海台又买了一套?”

我那天晚上没睡。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六点开门,照常给客户报价,照常中午吃泡面。

我什么都没问。

问了他也不会说。

二〇一九年,他立了遗嘱。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号,他死了。肝癌。从查出来到走,一年零四个月。

这一年零四个月,我一次都不知道。

没人告诉我。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号,一审开庭。

法庭在青岐区法院三楼,第七审判庭。那天下着小雨,跟十二月那天一样。

我提了两个纸箱去。一箱是账本,十九本,从一九九六到二〇一五,后面几年我记在手机里,打印出来了。一箱是还贷凭证、进货单、税务登记、店铺租赁合同。

莫英坐在对面。她穿一件米色的外套,头发烫过,很短,耳朵上有一对金耳钉,不大,但亮。她看见我,点了一下头。

我没点头。

她的律师是个年轻男的,说话很快。他说,周敬川名下的三套房产,其中望海台五栋八〇四,是他个人出资购买,登记在他个人名下,依法属于他的个人财产。他说,周敬川二〇一九年五月立有遗嘱,明确表示该房产由莫英继承。他说,莫英自二〇〇七年起照顾周敬川起居,十五年如一,周敬川感念其付出,立遗嘱赠与,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人情。

“十五年如一。”我在心里跟着念了一遍。

我站起来,把我们那箱东西一件一件往法官面前的台子上摆。

第一本账,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二本,一九九七年。第三本,一九九八年。

摆到二〇〇五年那本的时候,我翻到四月那一页。

“这一页,”我说,”四月十五号,房贷扣款四千三百块。五月十五号,四千三百块。这一页上有十二笔,全年五万一千六。”

法官低头看。

“打铜巷的房子,首付八万,我娘家出五万,我出三万。望海台三栋十二楼,首付二十四万,我出了十七万,剩下七万是他出的,贷款六十八万,贷款人是我,还了十五年零四个月,一百八十四笔,全在我这张卡上扣。”我把那本存折也放上去,”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号结清。”

法庭里很安静。

“这十五年,”我说,”他住在望海台,我住在打铜巷。他一年回来吃一顿饭。我不闹,我不问,我不管他外面的事。但是这个家,这套房子,这个女儿,是我在扛。我扛了十五年。”

我停了一下。

“现在他死了,他把我扛了十五年的东西,写在一张纸上,送给别人。”

“法官,我不是来抢的。我是来问一句——凭什么。”

一审判决下来是三月二十六号。

打铜巷那套,望海台三栋十二楼那套,归我。望海台五栋八〇四,作为周敬川的遗产,由莫英受遗赠。

我赢了三分之二。一千五百二十万里,我保住了九百九十万。

方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柳女士,这个结果不错。”

我说:”判决书给我看看。”

她把电子版发过来。我打印出来,一页一页看。

看到第五页,”本院认为”那一段,第一句话是:

“原、被告自二〇〇九年起长期分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坐了很久。

我要的那句话,没有。一审给我加了一句我最不要的。

那天下午,我去了望海台三栋十二楼。

十七年了,这房子我一直没进去过。我没租,没卖,也没住。物业费从我卡上扣,一年两千四。钥匙在我抽屉里,一把铜的,磨得发亮,我有时候会拿出来摸一下。

我上到十二楼,把钥匙进锁孔,拧了一下。

拧不动。

我又拧了一下。

锁芯是新的。亮,没有锈,边上还有一圈没撕净的塑料膜。

门从里面开了。

莫英站在门口,穿一件家居服,脚上是棉拖鞋,头发湿的,像刚洗过。

她看见我,没惊讶。她像是早知道我会来。

“柳姐。”

“锁你换了。”

“周工换的,”她说,”二〇一九年换的。他说老锁不好使。”

“这房子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她说,”周工说了,这房子我住到死。”

她说话很平,不凶,也不软。她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垂着。

我看着她。

她比我小六岁,今年四十六。她脸上没什么皱纹,但眼睛下面有一层青,很重。她的手很粗,指关节大,指甲剪到肉里。

那双手我认得。那种手是活的手。

“他最后一年,”她说,”疼得整夜坐着睡。我给他揉腿,一晚上揉四五回。”

我没说话。

“柳姐,”她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有个地方住。”

我把钥匙从锁孔里,放回口袋。

“这房子我要收回来。”我说。

她看着我,没说话。

“判决书上写了,这是我的。”

“判决书上还写了,”她说,”你们分居十七年,感情破裂。”

她说完这句,把门关上了。

关门的声音很轻。

我站在楼道里,站了很久。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灭了第二次。

下楼的时候,我接到方律师的电话。

“柳女士,对方上诉了。”

“她上诉什么?八〇四已经判给她了。”

方律师那头静了一秒。

“她上诉的不是房子。”她说,”她上诉的是您。”

“我?”

“她要求二审认定,您与他人同居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周敬川与您财产各自独立。只有这样,那三套房子才可能被认定为他的个人财产,遗嘱才可能全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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