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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打离婚官司的第十年,丈夫起诉了我小说,专打离婚官司的第十年,丈夫起诉了我章节在线阅读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1-10 21:43:40    

“没有别人。”陈叙的声音没有一点波澜,“林蔚,那套房子你不能留,我也不会留着自己住。既然已经走了诉讼程序,有什么话我们在法庭上说吧,或者你直接找嘉禾对接。”

“你让陆嘉禾赚我的代理费?”我冷笑了一声,“你知不知道她能进明德律所,是谁把她从一堆二本简历里捞出来的?她手里的诉讼技巧全是我教的,你指望她赢我?”

“我知道你没输过。”陈叙轻轻吸了一口气,那声音透过听筒传过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但林蔚,不是每一件事都能用输赢来算的。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听筒里传来忙音。

我握着手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胃里突然泛起一阵熟悉的酸水。

结婚七年,陈叙从来没有先挂过我的电话。

刚结婚那两年,我还在拼初级合伙人的业绩,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开庭。有时候半夜两点下了红眼航班,打车回出租屋的路上给他打电话,不管多晚,哪怕他第二天早上八点要去街道值班调解邻里,他也会迷迷糊糊地接起来,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听我一路絮絮叨叨地复盘庭审上的交锋,直到我进门闻到电饭煲里温着的山药排骨汤香味。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再接我的话,也不再问我案子赢没赢了呢?

我甩了甩头,把脑子里那点不合时宜的软弱压下去。

当务之急不是回忆过去,而是查清底牌。既然他提到了财产,那我就按办案标准流程,先去把家里的资金账目摸一遍。

我转身走进书房,蹲下身,用指纹打开了书桌下方的保险柜。

保险柜里整整齐齐码着房产证、结婚证、两人的护照,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招商银行的金卡,那是我们结婚时办的夫妻共同账户。

平时我的律所分红和大额代理费提成,除了常开销,我每年都会往这张卡里转几十万,作为家庭储备金;陈叙每个月发了工资,也会雷打不动地往里存三千块。算下来,这张卡里应该有一百二十八万左右的活期和大额存单。

我抽出那张银行卡,打开电脑上U盾,登录了网银。

页面加载出来的那一刻,我的瞳孔骤然缩紧。

账户可用余额:0.42元。

那一百二十八万,不见了。

03

周六上午十点,我坐在双井一家街角咖啡馆的靠窗位置,面前摆着一杯冰美式,还有一沓刚刚托银行高管朋友加急拉出来的三年交易流水明细。

十点零五分,玻璃门被推开,风铃响了一声。

陆嘉禾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走了进来。看到我的时候,她脚步明显顿了一下,下意识地抓紧了帆布包带子,像过去四年里无数次向我汇报工作时那样,微低着头快步走过来:“师父……”

话刚出口,她自己先咬住了嘴唇,改口道:“林律。”

我没抬头,用涂着裸色甲油的食指敲了敲对面的座位:“坐。喝什么自己点,算我的,免得传出去说我林蔚苛待前助理。”

陆嘉禾坐了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没点东西:“林律,您找我如果是为了撤诉的事,陈哥已经全权委托我了,他的意愿非常坚决……”

“啪”的一声,我把那沓厚厚的银行流水单摔在她面前的木桌上。

纸页散开,最上面一页被我用红笔圈出了十几处大额转账记录。

“陆嘉禾,你在明德律所跟着我办了八十七个离婚案,我教你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我盯着她那张瞬间煞白的年轻脸庞,字字清晰地问,“是不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我用手指点着流水单上的数字:“从一年半以前开始,陈叙分十四次,把我们共同账户里的一百二十八万存款全部转走了!最可笑的是,就在三天前,他向法院递交状的前七十二小时,他还去公证处签了一份《附条件不动产捐赠协议》,承诺一旦法院把枫林绿洲的房子判给他,他在拿到产权证的当天,就把房子无偿捐赠给一个叫向阳花家事妇女紧急援助与诉讼信托基金的机构!”

咖啡馆里放着轻柔的爵士乐,我的声音不大,却压得陆嘉禾连呼吸都屏住了。

“你是个执业律师,陆嘉禾!”我身体微微前倾,视着她的眼睛,“非因常生活需要,夫或妻一方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且受让人属于无偿取得,该处分行为自始无效!你帮他写那份要求我放弃房产的状时,脑子被门夹了吗?你知不知道这份流水单和公证记录往法庭上一交,别说那套六百八十万的房子他一砖一瓦都拿不到,就连那一百二十八万,我都能以他恶意转移共同财产为由,让他净身出户,背上一身债!”

我原本以为陈叙是在外面养了人,或者是跟陆嘉禾串通起来算计我的身家。

可今天早上拿到流水单和公证处备案底单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他没有把钱转给任何私人账户,也没有买、或者购置房产,而是每一笔都打进了一个在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慈善信托专项基金里。

一个男人,妻子要求独占婚房,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卖钱挥霍,而是为了连同家里全部的存款一起,捐给一个公益法律援助基金?

这本不符合任何正常人的利益逻辑。

面对我的咄咄人,陆嘉禾放在膝盖上的手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但她没有像以前被我训斥时那样低头认错。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面前的冰美式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滑下来,洇湿了餐巾纸。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声音却出奇地稳:

“师父,《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我背得滚瓜烂熟,陈哥在街道做了八年家事调解,他比我更懂这条法律。”

她伸出手指,将面前散乱的流水单翻到第三页,指着转账附言栏里一串极小的专项子账户编号和受益人备注:

“陈哥从来就没想过能靠那份状赢走您的房子。他之所以在诉讼请求里写上那套房子,就是算准了您的性格。只要动了您的核心资产,您就一定会亲自下场去查账,一定会把这三年的流水翻个底朝天。”

陆嘉禾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一丝近乎悲悯的凉意:

“师父,这一百二十八万里的每一笔去向,还有那三个专项救助的女人名字,您仔细看了吗?”

我皱起眉,低头看向她手指按着的那三行打印小字。

第一笔:2024年11月14,支出320,000.00元。专项用途:受助人刘桂芳医疗重建及异地安置保证金。

第二笔:2025年6月03,支出450,000.00元。专项用途:受助人周敏母女庇护住房及儿童心理预基金。

第三笔:2026年9月12,支出510,000.00元。专项用途:受助人孙晓芸ICU抢救欠费及反诉违约金提存。

刘桂芳。周敏。孙晓芸。

这三个名字像三生了锈的针,毫无预兆地扎进我的视线里。

我的记忆力向来很好,好到能记住经手过的每一个案子的卷宗编号。这三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她们不是陌生人,甚至不是陈叙在街道调解室里随便遇到的什么街坊。

她们全都是过去三年里,坐在我明德律所那间豪华会议室里,向我咨询或委托过离婚诉讼的女人。

“那又怎么样?”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紧,“这三个人确实找过我,但刘桂芳中途撤回了委托,周敏和孙晓芸的案子我全都帮她们调解结案了,拿到了她们该拿的赔偿份额!我的代理费是明码标价签进合同里的,陈叙拿我们夫妻的共同存款去贴补我的前当事人,他凭什么?”

陆嘉禾看着我,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从帆布包里抽出一串贴着胶布的钥匙和一张手写的纸条,推到我面前。

“师父,那不是您的共同存款。”陆嘉禾轻声说,“陈哥算过了,这三年来,这三桩案子连同衍生关联顾问费,您一共从她们或者她们丈夫手里,拿了一百二十八万四千元的律师费提成。他一分没多转,全替您还回去了。”

“至于他为什么要还这笔钱,为什么要跟您离婚。您去一趟南三环外面的红星纺织厂旧家属院,自然就知道了。”

04

周一下午,我没有去律所,也没有去法院递交答辩状。

我开着车,顺着导航穿过拥堵的南三环,拐进了一片待拆迁的红星纺织厂老旧家属院。

这里的路窄得只能容一辆车勉强通过,两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红砖筒子楼,墙皮剥落,露出一块块暗红色的砖茬,头顶上横七竖八地拉满了黑色的电线。初冬的冷风卷着煤球炉子的烟气和烂菜叶的味道扑面而来,我的高跟鞋踩在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好几次差点崴了脚。

按照纸条上的,我先找到了位于家属院门口的红星街道家事调解工作室。

推开掉漆的铝合金玻璃门,屋里只有二十来平米,墙上挂着几面写着“春风化雨解民忧”的旧锦旗,角落里摆着一个绿色的铁皮保温桶。一个穿着毛线马甲、戴着老花镜的五十多岁大姐正低头用固体胶水粘卷宗封皮。

看到我进来,王大姐愣了一下,连忙摘下老花镜站起身:“哎哟,林律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找小陈啊?”

以前刚结婚那会儿,我来这儿接过陈叙两次。那时候我每次来都觉得这地方仄、憋屈,空气里永远有一股散不掉的廉价烟草味和泡面味。我实在想不通,陈叙一个正经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放着我给他介绍的企业法务不去,非要窝在这种基层街道调解室里,每天面对一群为了几百块抚养费、一间平房拆迁款或者出轨家暴闹得鸡飞狗跳的底层男女,苦口婆心地劝和不劝离。

我曾经在律所同事聚餐时半开玩笑地说过:“我们家老陈是居委会大妈的接班人,白天他在街道拿胶水粘破碗,下午我在法院拿锤子砸破碗,也算产业闭环了。”

当时满桌哄堂大笑,陈叙就坐在我旁边,低头帮我剥着虾壳,微微笑了笑,什么也没反驳。

“王大姐,”我勉强压下心头的异样,开口问道,“陈叙今天也没来上班吗?”

“小陈上周三就请了停薪留职的假了。”王大姐叹了口气,转身从铁皮桶里给我倒了一纸杯热水,“林律师,不是大姐多嘴,你们两口子是不是闹别扭了?小陈这大半年瘦得脱了相,每天晚上在这屋里熬到十一点多,一边吃胃药一边整理那些妇女救助的档案。我问他怎么不回家住,他总说你办大案子忙,怕自己半夜接紧急求助电话吵着你睡觉。”

我接过那只软塌塌的一次性纸杯,滚烫的热水隔着纸壁烙在掌心上。

“妇女救助档案?”我看向陈叙平时坐的那张办公桌。

桌面上收拾得很净,只留下一块压着玻璃板的旧台垫。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合照。那是五年前,他和街道妇联几个工作人员在社区普法宣传摊位前拍的,照片角落里还站着好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

“是啊,”王大姐指了指后院的2号筒子楼,“咱们这个家事调解室,名义上是帮人挽回婚姻、调解家庭矛盾的。早些年小陈也真是尽心尽力帮人劝和,直到三年前,有个来调解家暴的女人,被劝回家之后没过半个月,差点被她男人用铁锹拍死在院子里。打那以后,小陈整个人就变了。”

王大姐压低了声音,往门外看了一眼:

“他发现有些婚姻本不能劝,一劝就是一条人命。可那些女人没钱、没文化,想离婚离不掉,想跑又没地方去,连几千块钱请律师的钱都掏不出来。小陈就联合妇联几个退了休的老同志,在后院租了一层筒子楼,弄了个向阳花庇护站,专门收留那些被家暴得走投无路的女人和孩子……”

我手里的纸杯晃了一下,热水溅在手背上,烫出一小片红印。

我放下杯子,没等王大姐说完,转身走出了调解室,顺着狭窄阴暗的楼道走上了后院2号楼的二层。

楼道里正在蒸包子,白茫茫的水汽混着老面发酵的酸香味弥漫在走廊里。二楼最东头的一间屋子门敞开着,门口支着一口大铝锅,一个系着蓝布围裙、头发花白的中年女人正用铁夹子往塑料袋里装刚出笼的白菜猪肉包。

她左边耳朵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助听器,左边脸颊从颧骨到嘴角,有一道长长的、像是被玻璃碴子豁开后缝合的增生疤痕。

“买包子吗?一块五一个,刚出锅的……”女人抬起头,话音在看清我脸的那一秒戛然而止。

手里的铁夹子“哐当”一声掉在水泥地上。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那张苍老得如同六十岁的脸,脑海里猛地闪回两年前在明德律所免费法律咨询上见过的那个女人,她才四十二岁,叫刘桂芳。

“刘大姐……”我往前迈了半步。

刘桂芳像见了鬼一样往后退了一大步,后背重重撞在门框上,连助听器震掉了都顾不上捡,抓起旁边的擀面杖指着楼梯口,声音因为左耳失聪而显得格外尖利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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