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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1-14 14:30:06    

“妈,”我又说了一遍,“这回我把他看住了。”

香烧到一半,断了。

我伸手把断的那截捡起来,重新进土里。

“妈,他这个人你知道,嘴硬。我回来了,他不说好,天天骂我憨货。”

“这回我不走了。我在摊子上帮他。他一天抽一包烟,夜里咳得厉害,我劝他去医院,他不去。”

我说着说着,声音就变了。

“我不知道我来得及来不及。”

山上很静。远处有人在烧纸,火光一闪一闪的,纸灰被风卷起来,往山下去。

我在那儿蹲了一个多钟头,把该说的话说完了,站起来。膝盖蹲麻了,扶着碑站了一会儿。

下山的时候下雨了。我没带伞,一路走一路淋。

六月十九号,我记得清楚。

不是因为我记性好,是因为那场雨,老街的人说了整整一年。

那天夜里两点多,汉江上游的水下来了,江边的排水口堵着,水从江边大道往老街里灌。老街地势低,两边都是墙,水一进去就出不来,最深的地方到腰。铁皮棚子被水一泡,底下的架子全歪了。冰柜泡在水里,第二天捞出来,里面的肉全臭了。

老周家一楼是凉虾摊,二楼住人。那天夜里停电,他家那台制氧机停了,张桂英在床上喘不上气,脸都紫了。老周背着她往外走,走到楼梯口腿一软,两个人一起摔在水里。后来是隔壁几家把人抬出来的,抬到街上等救护车,等了四十分钟。

我爸那天也在。他站在水里,把自家的冰柜往桌子上推,推不动,最后是三个人一起抬上去的。他的手机泡了水,第二天开不了机。

这些都是我回来以后听来的。老街的人一说起这场雨,每个人都能说出一段。

所以在六月十号那天,我跟我爸说:“爸,这个月要下大雨。”

他正在串鸡翅,头都没抬:“哪天不下雨。”

“不一样。要淹。”

“你咋知道?”

“我看天气预报了。”

“天气预报说哪天?”

我卡住了。我说不出来。我总不能说“我记得是十九号”。

“反正这个月要下。”我说,“咱先把东西备好。防水布、沙袋,冰柜垫高。”

我爸把签子往盘子里一扔:“你晓得一块防水布多少钱?四米宽的,一米三十五。我这摊子要遮住,得买十米。三百五。沙袋一个五块,要二十个。一百。你算算是多少。”

“四百五。”

“四百五。”他说,“我一天净挣两百二。你说得轻巧。”

“爸,要是水真上来了,冰柜里那些货就全完了。”

“完不了。”他低头继续串,“我在这儿了七年,水最多到脚脖子。”

我没再说话。

第二天,我自己去买了。

建材市场在老街西头,我买了三卷防水布,一卷五十米,花了二百一;又去工地边上买了二十个编织袋,装了半袋沙,扛回来,一个五斤重,二十个一百斤,我分四趟扛。

我爸看着我扛沙袋回来,脸黑得像锅底。

“你这娃是不是有病?”

“我有钱。”

“你哪来的钱?”

“我自己的。”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叉着腰,看了我半分钟,最后一句话没说,进屋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摊子上忙到十二点。把冰柜底下垫了四块砖,把炭和面搬到二楼,把防水布裁好,一头钉在铁皮棚的骨架上,一头垂到地上,用沙袋压住。

我爸半夜起来上厕所,站在楼梯口看我。

“你搞这些,有用?”

“有用。”

他“哼”了一声,回屋了。

过了几天,我把老周家也弄了一遍。

老周耳朵背,我跟他说话要喊。

“周叔!你家制氧机,停电了咋办?”

“啥?”

“制氧机!停电!”

“停电就停呗!”他摆手,“停电又不是停水。”

“张姨那个机子,没电就不出气!”

老周愣了一下,脸上的肉抖了抖:“那……那咋办?”

“你买个发电机。二手的,五百块。”

“五百!”他叫起来,“我一天卖凉虾挣八十块。”

“我借你。”

“你哪来的钱?”

“我有。”

其实我身上只剩六百多了。我在东莞那点积蓄,都在这张卡里,二〇一六年这张卡里应该有一万二。我取了五百,加上买防水布剩下的,凑了六百。

我在旧货市场淘了一台二手的小型汽油发电机,老板说能带一台冰箱。我抬回来,试了两次,能响。

老周把它放在楼梯口,用一块塑料布盖着。他老婆张桂英躺在床上,看着我们忙,说不出话,只是眼睛一直跟着我们转。

六月十九号,下午五点,天还好好的。

六点多,风起来了。江面上有雾,江边大道的路灯亮得比平时早。

七点半,第一滴雨落下来的时候,我爸正在烤一把五花肉。

他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我。

我没说话。

八点,雨大了,雨点打在铁皮棚上,噼里啪啦像有人在上面撒石子。吃烧烤的人陆续走了。我把桌椅往里收,把防水布扯起来。

九点,江水漫过江边大道的台阶,开始往老街里灌。

十点,水到脚踝。

十点半,水到小腿。

老街乱成一锅粥。有人在骂,有人在搬东西,有人在喊孩子。铁皮棚子被水推得歪歪斜斜,有几家的架子已经塌了。

我爸站在水里,裤腿湿到膝盖。他看着水面,一句话不说。

我把最后一袋沙压好,转身就往老周家跑。

老周家一楼已经进水了,凉虾的桶浮在水上,塑料凳子横七竖八。老周站在楼梯口,抱着他老婆。

“发电机呢!”

“在楼上!我抬不上去!”

我蹬着水上了楼。发电机在楼梯口,我用肩膀扛起来,往上走。楼梯滑,我走一步滑一下,膝盖磕在台阶上,磕得生疼。到了二楼,我把发电机放在窗边,接了管子出去,摇了两下,响了。

灯亮了。

制氧机的嗡嗡声响起来。张桂英躺在床上,口起伏得快,但气顺了。

老周蹲在床边,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站在门口,浑身湿透,衣服贴在身上,水顺着裤腿往下滴。

那天晚上我们没回家。我爸也来了,扛着一箱矿泉水上来。他看了一眼屋子,看了一眼亮着的灯,看了一眼我。

“你咋知道要停电?”他问。

“我猜的。”

“猜的?”他站在那儿,水从他头发上往下淌,“你猜到要下雨,猜到要淹,猜到要停电,猜到人家机子要停。”

“爸——”

“你猜得太准了。”他说完,转身下楼了。

第二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老街的人在扫水、晒东西、互相点数损失。有几家的冰柜烧了,有几家的货全烂了,巷子里到处是臭肉的味道。

我们家摊子,一点事没有。我爸蹲在炉子前面,把炉膛里被水浸湿的炭一块一块挑出来,好的放一边,坏的扔一边。

老周家也没事。张桂英那天夜里睡得比平时还好。

中午,街坊陆续过来。有人问防水布哪儿买的,有人问发电机的牌子,有人蹲在我家门口看我压沙袋的办法。

我爸一边收拾一边应付,说的话我听见了:

“我儿子弄的。”

“我儿子从东莞回来,说这地方要淹,我说你瞎扯。他非要弄。”

“嗯,他弄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可我看得出来,他的下巴抬得比平时高一点。

下午三点多,摊子还没出,来了个人。

瘦,四十来岁,头发往后梳,一丝不乱。穿一件白衬衫,衬衫下摆扎在西裤里,脚上一双黑色皮鞋,净净,一点泥都没沾。

他站在摊子前面,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中华,抽出一,点上。

“陈国立。”他说,“听说你家这回一点没损失。”

我爸直起腰。

“蔡主任。”

老蔡笑了笑,嘴角动了一下,眼睛没动。他吐了口烟,看了看我。

“这就是你儿子?”

“嗯。”

“听说昨天晚上,发电机是你弄的。”

我说是。

他把烟夹在手里,弹了弹灰:“小伙子有心。老街要改造了,往后这种事多着呢。有本事的人,我们欢迎。”

他说话很慢,每个字都像称过分量。

“蔡主任,”我爸往前站了半步,正好挡在我前面,“摊位费的事,我八月交。”

“不着急。”老蔡摆摆手,“我今天不是来要钱的。”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皮鞋尖碾了碾。

“我是来通知一件事。东头这一片,七月中要统一划线。划线以后,摊位往后退一米五。”

“往后退一米五?”

“退一米五。”老蔡说,“靠江边那一排,全部退。要腾出来做景观。”

我爸没说话。

“退了以后,位置就差了。”老蔡又抽出一烟,没点,就在手里转着,“位置差了,生意就难做。不过——”

他停了一下。

“不过什么?”

“不过你要是愿意把摊子转出去,我可以帮你找个好价钱。”他把那烟回烟盒,“一万二,我收。你了七年,这个摊子也就值这个价。”

第五章 麦子冰粉

麦子冰粉在夜市中段,二十一号位,跟我们家隔了十几个摊子。

一张折叠桌,两个蓝色的保温桶,一个铁皮钱盒,一块手写的牌子,白板上用红笔写着“冰粉 5元 加料 1元”,底下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花。

摊主是个姑娘,二十二岁,短头发,扎在脑后,脸小,眼睛大,皮肤是那种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麦黄色。她活的时候不笑,收钱的时候也不笑,只有跟人抬杠的时候才有表情。

我第一天去,是因为天热。

“一碗。”

“加料不加?”

“加。”

她掀开保温桶的盖子,拿一个铁勺在桶壁上刮了两下,琥珀色的冰粉滑进碗里,颤颤的。她又舀了一勺红糖水,撒上山楂片、葡萄、几粒炒过的花生,最后淋一点醪糟。

“五块。”

我把五块钱放在桌上,她拿起来塞进铁盒,“啪”一声。

我端着碗在旁边的塑料凳上坐下。冰粉凉,红糖水甜,花生有点软了。

她低头继续擦桌子。

第二天我又去了。

“一碗,加料。”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昨天那个?”

“嗯。”

“你住这附近?”

“东头,国立烧烤。”

“哦,陈叔的儿子。”她把碗递过来,“听说你从东莞回来的。”

“消息传得挺快。”

“这条街就这么长。”她开始擦保温桶的盖子,“你回来啥?”

“帮我爸。”

“帮他打架啊?”她抬起眼皮,“东头那几家都说,陈叔的儿子回来是要跟蔡主任一架。”

我嚼着花生,没说话。

“我看你不像。”她说。

“哪儿不像?”

“你要打架的人,不会天天来吃冰粉。”她把抹布往桌上一扔,“打架的人火气大,吃不下凉的。”

我笑了一下。

她看了我一眼,也笑了,笑的时候嘴角往下撇,有点坏。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每天都去。

到第六天,她终于烦了。

“你到底要坐到什么时候?”

“吃完就走。”

“你吃完不走。你坐那儿看我收钱,看我擦桌子,看我跟人吵架。”她两手叉腰,“你是不是没别的事?”

“有。”

“有啥?”

“看你跟人吵架。”

她愣了一下,然后“扑”地笑出来,赶紧扭过头去,装作擦保温桶。

那天晚上收摊,我在她旁边帮着搬桌子。她不让,我就站着看。

“你一个卖烧烤的,跑来搬人家的桌子。”

“顺手。”

“顺手个鬼。”她把桌子往墙边一靠,“你是想问我们家摊位费多少钱吧?”

我没吭声。

“一千二。”她自己说了,“中段,二十一号,一年一千二。今年要涨到一千八。”

“你交得起?”

“交不起。”她拍了拍手上的灰,“交不起就不了。我在这儿了两年,攒了三万块。三万块,够我去武汉学个手艺。”

“学什么?”

“学做甜品。”她说,“我表姐在汉口开了个店,生意好得很。我去她那儿学一年,回来自己开。”

我看着她。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声音比平时快一点。

我心里翻了一下。

前世我回来是二〇一八年,那时候麦子冰粉这个摊子已经没了。我问过一句,街坊说“那个卖冰粉的姑娘走了,嫁人了”。我当时没在意,一碗冰粉而已。

后来是二〇二一年,我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刷抖音,刷到一个视频。视频里一个女人在一间很小的店里搓冰粉,后面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麦子甜品”。她比以前胖了一点,头发长了一点,眼睛还是那么大,但是不亮了。

评论区有人说“老板娘一个人带娃不容易”,还有人说“她男人前年出车祸没了”。

我盯着那个视频看了很久,看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一直没划走。

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叫什么,也不知道她跟我爸死在同一条街上。

“你叫什么?”我问。

“李麦。”她说,“麦子的麦。”

“李麦。”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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