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河陈德福吴伯》腊月十六的渡口小说最新章节目录及全文完整版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1-19 17:08:10一、死人不会说话我妈死后,镇上有二十三个人来找她要一句话。
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那时候我刚从杭州赶回石埠镇,
身上还穿着上班时的黑色大衣,口袋里有半张停车票,是我在服务区买水时顺手塞进去的。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扔掉那张票。尽管上面的字已经模糊,
我还是记得自己那天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饼干。水喝完了,饼干没有拆封。
我记得这些没有用的事情,却怎么也想不起母亲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时,
她究竟说了几遍让我回家。母亲是腊月十二凌晨去世的。早上七点,
隔壁卖毛线的孙婶来拿一条改短的裤子,发现裁缝铺的门虚掩着,灯还亮着。
母亲伏在缝纫机前,左手压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脑袋歪靠在机头上。孙婶喊了她三声,
见她不答应,就走过去碰了碰她的肩膀。母亲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孙婶后来跟我说,
她当时吓得腿软,一**坐在地上,半天没能爬起来。我想象过那个早晨。
街上的卷帘门陆续拉开,卖早点的人往锅里添水,第一辆公交车从镇口开过。
一切都跟往常一样。我的母亲已经死了,其他人还不知道。裁缝铺就在老街中间,
门面不到二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张裁衣服的大桌子,两排挂衣服的铁架。
墙上贴着一张过期十多年的挂历,画着一个抱鱼的小孩。母亲说那张画喜庆,一直没舍得撕。
我到家的时候,大姐陈美芬正在棺材旁烧纸。她今年四十六岁,头发白了不少,
脸仍然是圆的。小时候她的脸也圆,母亲总说美芬长得有福气,将来不会受苦。
这句话说了三十多年,却没有一次应验。姐姐见了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抱住我,
哭得浑身发抖。我也想哭。可是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迟钝。我知道母亲死了,
也知道自己往后再没有母亲了,却不能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直到看见她躺在棺材里。
母亲已经换上寿衣。脸上盖着一层薄纸,姐姐替我揭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嘴唇比平时薄,
鼻子显得很尖。她原本就瘦,现在躺在那里,更像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额头碰到水泥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给我洗脸的情景。她的手很粗糙,
抹布一样在我脸上擦来擦去,有时候擦得我脸疼。我大声喊,她便松开手,
说姑娘家不把脸洗干净,以后没人要。那时候我大概七岁。现在我三十二岁了。
我还没有结婚。母亲再也不会问我什么时候嫁人。我因此哭了起来。哭得很难看,
鼻涕流进嘴里。姐姐过来扶我,哥哥陈建军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哥哥比我大十二岁。
他小时候是个很凶的人,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他不喜欢我碰他的东西,
不喜欢我跟着他出门,甚至不喜欢我站在他旁边看电视。后来他结了婚,有了孩子,
脾气才稍微好了一些。那天夜里,他坐在门槛上抽烟。他的头发已经稀疏了,
后脑勺露出一小片头皮。我望着那里,忽然觉得哥哥跟我记忆中的父亲越来越像。
这种想法令我难过。因为我的父亲死的时候,我只有两岁。我其实不记得他的样子。
夜里十一点,来吊唁的人渐渐散了。哥哥关上外面的半扇门,准备清点白包。就在这时,
街上响起脚步声。来的人不少。走在最前面的是刘三婶。刘三婶本名刘凤英,
在老街卖了四十多年豆腐。小时候她的豆腐坊离我们家只有十几步远,
我上学总从她门口经过。她有一只手的食指短了一截,据说年轻时切豆腐不小心剁掉的。
她现在六十四岁了,腰比从前粗了许多,声音仍然很亮。她身后跟着二十来个人。
这些人大多是镇上的老人。我认得其中几个,有开杂货铺的赵叔,有修鞋的王师傅,
还有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叫王玉珍。他们进屋后没有烧香,也没拿白包。
刘三婶先看了看母亲的棺材。然后她问:“秀兰留下的话呢?”哥哥站起来。“刘三婶,
今天是我妈头一天停灵。”“我知道。”“有什么话过几天再说。”“过几天就来不及了。
”哥哥的脸色变了。刘三婶说:“你妈腊月初十给我打过电话,说今年腊月十六,
要当着我们十户的面,把三十年前的事说清楚。”我第一次听见这句话。“什么事?”我问。
刘三婶回头看我。她脸上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神情,像是认出一个许久不见的人,
又忽然想起这个人原本不该出现在这里。“念念回来了。”“刘婶,您说的是哪件事?
”她没有回答我。“你妈这二十九年,每年腊月十六都去渡口碑前。我们问过她好多次,
她不说。今年她自己打电话,叫我们都过去。”哥哥打断她。“我妈已经死了!
”刘三婶看着他。“死了就不能问了?”“我妈一辈子该赔的都赔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刘三婶愣了一下。“建军,谁跟你说钱了?”屋里静下来。供桌上的香烧得只剩一小截,
灰弯着腰,却没有落下。刘三婶接着说:“你妈跟我讲,要是她没能赶上十六,
就叫我们到灵堂来问。她说她留了东西,不能因为人没了,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她转过头。“念念,你妈给你留了话没有?”我摇头。“她前几天给我打过电话,
说十六那天让我回来。”“她还说什么?”“没有了。”我忽然想起,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过一阵。我当时以为她舍不得挂。如今想来,
她也可能是有什么话没有说出口。刘三婶问:“你哥知不知道?”哥哥说:“不知道。
”她看了哥哥很久。“那你为什么不让念念听?”哥哥没有回答。我站在他身后,
看见他握紧了拳头。他的手背上有一条很长的伤疤,是年轻时在服装厂被机器划的。
我小时候喜欢摸那条伤疤,哥哥不让我摸,说摸多了会重新裂开。现在那条伤疤已经很淡。
他却像疼得厉害似的,把手藏进了袖子。刘三婶没有再追问。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放在供桌上。那是一张老渡口的照片。背面写着十二个人的名字。“腊月十六,
我们在碑前等。”她说完,带着人走了。二十三个人走出去,老街上响了很久的脚步声。
哥哥关上门。姐姐把烧完的纸灰收进铁盆。我走到母亲棺材旁,正准备再看看她,
却发现她寿衣领口里露出一截红绳。红绳上拴着一把黄铜钥匙。钥匙比我的拇指长一点,
边缘磨得发亮。“这是什么?”我问姐姐。姐姐抬头看了一眼。“妈戴了很多年。
”“哪里的钥匙?”“不知道。”哥哥忽然说:“别动。”我望着他。他走过来,
把钥匙重新塞进母亲的衣领。“妈说过,这东西要跟她一起下葬。”“到底是什么东西?
”哥哥没有看我。“没什么用的旧东西。”我不相信他。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手一直在抖。二、哥哥的饭盒我第一次觉得哥哥讨厌我,是在八岁那年的夏天。
那时我还在镇上的小学读二年级。学校只有两层教学楼,下雨时楼梯上积水,
学生们喜欢在水里踩出很响的声音。我有一只红色书包。书包是姐姐从县城带回来的,
上面印着一只我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因为背带太长,母亲替我剪短了一截,缝完以后,
两个背带一长一短。我背着它走路,总觉得左肩膀沉。那年夏天,
我看见邻居家的小孩坐在哥哥自行车后座上,被他带去街口。我也想去。
哥哥说车带不动两个人。我说可以让邻居先下来,换我坐。他说不行。我追着车跑了一段路,
摔在地上,两个膝盖都破了皮。哥哥停下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他骑车走了。我哭着回家。
母亲正在缝裤子,听完我的话,只说了一句:“你哥忙。”我问他忙什么。母亲没有回答。
我说:“他就是不喜欢我。”母亲把手里的裤子放下。“瞎说。”“他就喜欢别人家的小孩。
”母亲看了我一会儿。“你哥小时候很疼你的。”我不相信。
因为我想不起哥哥什么时候疼过我。后来很多年,我都记得那辆自行车从我面前骑走的样子。
后轮溅起一小片灰尘,我坐在地上,觉得哥哥已经把我从这个家里丢出去了。直到母亲死后,
我才听姐姐说,那天哥哥并不是去玩。他要去服装厂上夜班。邻居家的孩子只搭了一小段路,
在街口就下了车。那时候哥哥二十岁。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有时干到十一点,
吃饭全靠一个铝制饭盒。饭盒是母亲给他买的,盖子上印着一朵红牡丹。
我小时候喜欢拿它装弹珠。哥哥发现以后,打了我的手。我恨了他好几天。
如今那个饭盒还在。它躺在裁缝铺后屋的一只旧柜子里,盖子已经凹了,牡丹也磨掉了大半。
我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发现了它。那时我正在找一卷白线。柜子最下面放着几本账本,
红塑料皮,边角已经发毛。我拿起一本。第一页写着:“石埠渡事故赔偿。
”下面是十户人家的名字。刘家、王家、赵家……有的人姓住在东岸,有的住在西岸。
每户都有一名亲属死在船上。事故后,母亲与十户苦主商定了赔偿。每户三万元。
先付三万元总款,剩下二十七万元,分十五年偿还,每年一万八。账本里贴着收条。
有的盖着手印,有的签着名字。最后一张收条落在农历二〇一一年腊月。
十户人家全部写了“收讫”。三十万元。我不知道母亲当年是怎么还完的。
小时候我们家总是没钱。我想买新鞋,母亲叫我等过年。过年以后,她又说开春再买,
鞋还没穿坏。我考上大学那年,她把金耳环卖了。我一直以为,她是这个家里最辛苦的人。
可我翻到账本后面,看见了一些我不认识的收入。“一九九八年,建军,工资八百。
”“一九九九年,建军,三千二。”“二〇〇〇年,美芬,四百五。”“二〇〇一年,建军,
年终奖两千。”这些数字后面,有时写着“交赔款”,有时写着“还赵家”。我看了很久,
终于明白,母亲没有一个人还完那三十万元。哥哥和姐姐也在还。那时候我才六岁、七岁。
我只知道自己每年都能买一套新衣服,尽管那套新衣服通常是母亲拿别人剩下的布头拼成的。
我想起哥哥的饭盒。他每天带着那个饭盒去厂里,里面大多是咸菜和米饭。
有一次我打开看过,里面没有肉,便嘲笑他连肉都吃不起。哥哥把饭盒抢回去,
狠狠瞪了我一眼。我当时觉得他小气。现在我站在柜子前,拿着那只已经坏掉的饭盒,
忽然想起,那一天他并没有骂我。他只是把饭盒抢回去,盖好,放进了书包。
原来那天他才二十岁。账本最后还有一栏。“康乐。”从二〇一六年开始,
几乎每个月都有记录。最早是九百多元,后来一千多、两千多。
近几年总护理费用写着三千二百元,旁边另记着老人的补助和母亲补交的数目。
母亲补交的钱,有时一千多,有时两千多。十年里,没有断过。最后一笔是母亲去世前五天。
“周桂花,护理费,已缴。”我不认识周桂花。我把账本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小照片。照片上是个黑瘦的年轻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男人的眼睛很大,笑起来露出两排牙齿。照片背面写着:“长河、望舒,一九九五年春。
”我盯着那两个名字。周长河。周望舒。后面那三个字让我有些不舒服。因为小时候,
有一位外乡来的老太太曾经叫过我望舒。那是我六岁时的事。她来裁缝铺买布,
看见我站在门口,忽然伸手摸我的头,说:“望舒都长这么大了。”母亲从里屋出来,
把我拉到身后。她对老太太说:“认错人了。”老太太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
后来我问母亲,望舒是谁。母亲说:“一个跟你长得像的小孩。”我从此没再问过。
直到二十六年以后,我在她的赔偿账本里,看见了那个名字。我拿着照片去找姐姐。
姐姐正在给母亲整理衣裳。她把几件旧棉袄叠得整整齐齐,准备出殡以后分给镇上的老人。
看见照片,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你从哪儿找出来的?”“妈的账本。”姐姐没有马上说话。
她把衣裳放下,去关了里屋的门。然后她坐在床边。“念念,有件事,妈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我忽然觉得很冷。外面明明有太阳,我却像站在一条深冬的河边。
姐姐说:“你原来不姓陈。”三、周望舒我原来叫周望舒。这个名字是我亲生父亲起的。
他叫周长河,是石埠镇渡口的帮工。我亲生母亲在我一岁多时病死了。两年以后,
周长河也死了。姐姐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仿佛在讲一个我们都认识、只有我稍微不熟悉的亲戚。我听她说完,
第一句话竟然是:“那我小时候的照片呢?”姐姐愣了一下。“什么照片?
”“我两岁以前的照片,为什么一张都没有?”姐姐说:“有的,在妈以前的樟木箱里。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们家有只很大的樟木箱,里面装着被褥和旧衣服。每年夏天,
母亲都会把箱子打开晒东西。我喜欢钻进去,坐在里面,闻那股很浓的樟木味。
有一次我找到一件红色小棉袄。棉袄很小,扣子是布做的。我问母亲是不是我小时候穿的。
母亲说是。我又问,为什么上面绣着一个“周”字。母亲把衣服拿过去,说:“别人送的。
”我那时还没有学会怀疑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知道所有的事情。
她知道哪家店的盐便宜,知道被褥晒到几点钟才不会返潮,知道我什么时候装病不肯上学。
所以她说别人送的,我就相信了。我不知道一个人竟然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活里住了三十年,
却始终没有告诉她,门外还有另外一座房子。姐姐说,出事以后,
周家只剩一个身体不好的老太太。周长河家住在河西的柳湾村。我出生以后一直住在那里,
所以石埠镇这边的人很少见过我。事故发生后,周家的远房亲戚曾经接我住过几个月,
后来家里实在养不起。有人说可以把我送去县里的福利机构,还有人说,
周家一个病老太太带着孩子,迟早要饿死。那时候母亲正在替陈家还赔偿。她却去周家,
把我抱了回来。后来她跑了好几趟县城和乡里,办妥收养手续,把我登记进陈家户口。
镇上的人知道陈家多了一个孩子。母亲只说是亲戚家没人照料的孤女。
知道周长河是我生父的,只有很少几个当年帮忙办事的人。有些人可能猜出来了。
只是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破。哥哥不同意。他十四岁,刚刚失去父亲。他不肯让我进门,
站在院子里,对母亲说:“这是害死我爸那个人的孩子!”姐姐讲到这里,突然停了。
我抬头问:“后来呢?”“后来妈打了他。”“哥?”“嗯。”我几乎无法想象。
在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打哥哥。哥哥小时候在河里游泳,回来不换衣服,母亲只会骂几句。
后来他跟人在厂门口打架,打破了脑袋,母亲也只是一边替他包扎,一边掉眼泪。
我问姐姐:“妈为什么要收养我?”姐姐想了想。“她说你没地方去。”“只是因为这个?
”姐姐没有回答。我又问:“你那时候愿意吗?”姐姐抬头看着我。我第一次发现,
她的眼睛跟母亲很像,眼角都是往下耷拉的。“念念,我那年十六岁。”她说。
“家里死了爸,天天有人来要赔款。我连自己第二天吃什么都不知道,
哪还有工夫想你该不该来。”她似乎觉得这句话太重,想解释,又没有解释。过了一会儿,
她说:“后来你来了,天天跟着我,夜里尿床还要我洗。时间长了,也就那样了。
”我笑了一下。姐姐也笑了。笑完以后,我们都不说话。我小时候一直以为,
姐姐是不爱读书的。母亲说她上学不认真,初中毕业便不肯念了。可那天晚上,
姐姐从衣柜底下拿出一张发黄的纸。那是一九九七年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折了四折,纸边已经发脆。姐姐把它摊在床上。我看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陈美芬。
“你考上了?”她点头。“那你为什么不去?”“没钱。”“妈不是说你自己不想念吗?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是我自己说的。”“为什么?”她低头看着录取通知书,
突然笑了一下。“那时候家里刚开始还赔款。你哥已经准备去厂里做工了,妈天天出去借钱。
我如果去读书,学费怎么办?”“妈没劝你?”“劝了。”姐姐说完,又摇头。
“其实也不算劝。她问我是不是真的不读了,我说真的,她就没再问。
”我想象那年夏天的姐姐。她十六岁。穿着母亲缝的花布裙子,手里拿着一张录取通知书。
她也许在心里等过母亲再问一次。等母亲说,家里的事不用你管,你去上学吧。
但母亲没有说。她把通知书收起来,第二天去县城找了工作。姐姐说:“我第一次领工资,
给自己买了双皮鞋。白色的,鞋头有个蝴蝶结。”“后来呢?”“穿了不到一个月,
前头裂了。”她笑起来。“质量真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姐姐把录取通知书重新折好。
“念念,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难受。”“我知道。”“你不知道。”她看着我。
“你以前一回家,就说妈这辈子太苦了,咱们以后一定要让妈享福。我听着也觉得她苦。
可有时候我也会想,她苦,我们就不苦吗?”我低下头。“姐,对不起。
”“你又没做错什么。”姐姐把录取通知书放回柜子。
“我就是不喜欢听你说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她说得很轻。“她不是一个人。
”这句话我后来记了很久。因为我发现,一个家庭里最难承认的事情,
常常不是谁没有爱过谁,而是谁的爱,需要另外一些人替他付钱。
当时姐姐并没有说得这么明白。她只是把衣柜门关上,问我饿不饿。我说不饿。
她还是去厨房,给我煮了一碗面。面里卧着两个鸡蛋。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姐姐端过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母亲从前也是这样。不管我说饿不饿,
她总要给我弄点吃的。我望着那两个鸡蛋,竟然觉得有些陌生。原来我熟悉的那些好日子,
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是有人提前替我准备好了。四、河对岸石埠镇在河东。
河西有个柳湾村,再往西走十几里,就是柘溪县城。我小时候,镇上的人要去县城,
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坐渡船,过河后搭汽车;另一条是从镇南绕到上游的公路桥,
再沿着山脚走到县城。后一条路远得多。新桥修好以后,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些事。
我一直觉得渡船是一种很古老的东西,
像煤油灯、手摇井和姐姐小时候用过的铁皮铅笔盒一样,只有老人谈起往事时才会出现。
其实一九九七年以前,石埠镇每天有不少人要过河。西岸的村民来镇上赶集、卖菜、做工。
东岸的人去县里看病、办事、走亲戚。早晨过来,傍晚回去。两岸的人靠一条船来来往往,
过了许多年。那年腊月十六,河东下了雪。雪是从下午开始下的。后来我才知道,
最初雪并不大,渡船上午还走过几趟。到了傍晚,风忽然刮起来,河面起了雾,
陈德福便决定停航。他把船拴在码头,用铁链锁上,又在值班室门口挂了停航的木牌。
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决定。就像下雨以后,裁缝铺门口的衣服要收进屋里;天气冷了,
母亲会叫我多穿一件毛衣。如果那天晚上船没有再开,镇上大概不会有人记得这件事。
可那天晚上,河东仍然有十几个人没能回家。母亲死后的第三天,我去了老渡口。
老渡口在镇子西边。如今只剩一截长着青苔的石阶,旁边有一块纪念碑。
碑是一九九七年立的,刻着十二个名字。我小时候到过这里。夏天河水上涨,
石阶经常被淹没,水面漂着稻草、烂木头和上游冲下来的死鱼。有一年,
我站在石阶上想捞一条鱼,脚下一滑,半条腿掉进河里。哥哥从后面抓住我的衣领,
把我拽了上来。他抓得太用力,指甲在我脖子上划出几道血印。回家以后,我向母亲告状,
说哥哥掐我。哥哥没有解释,只说以后不准我再去河边。我因此恨过他一阵。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十四岁时,曾经在同一个地方看见父亲消失。我站在碑前,
找到了陈德福的名字。下面是周长河。两个名字挨得很近。我看了一会儿,
沿着碑后的小路去找吴伯。吴伯本名吴有根,年轻时在河上打鱼,现在八十二岁,
走路要拄拐杖。他老婆去世很多年了,家里只有一只黄狗。狗已经老得走不动,
见了陌生人也不叫,只抬起头看一眼。吴伯开门见是我,先问母亲身体怎么样。我说她死了。
他站在门口,拄着拐杖,半天没说话。最后他把我让进屋。“上个月还来过。”“我妈?
”“嗯。问我三十年前那晚上的事。”我坐下。“她问什么?”“问我看见谁开船。
”吴伯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纸,还有一张手绘的河道图。
“这是我那时候记下来的。县里来人调查,问我什么,我就照着说什么。
”纸上写着公历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那正是农历一九九六年腊月十六。
下面是几行记录:傍晚,大雪,渡口停航。夜间,周长河解锁驾船。陈德福随后登船。
河心与运砂驳船碰撞。我读了两遍。“吴伯,您亲眼看见是周长河开的船?”“看见了。
”“那陈德福呢?”“后追过去的。”吴伯坐下来,摸出烟。他的手抖得厉害,
点了两次才点着。“我那晚在码头下面收网。后来雪大了,我躲进船棚里,等雪小一点再走。
”他说,陈德福停航的时候,码头上已经有不少人。最着急的是刘守义。
刘守义是刘三婶的丈夫。那天刘三婶的母亲犯了老毛病,喘得厉害,
镇卫生所缺医生开的那种急用针剂,让家属去县医院想办法。刘守义本来想绕路去。
可那时候天已经不早了,绕路要多花大半天。他便来到渡口,希望陈德福能再开最后一趟。
“老陈不肯。”吴伯说。“刘守义求他,给钱也不行。”我问:“其他人呢?
”“也有几个急着回家的。”原来那天下午,柳湾村有四个在石埠镇做工的人,
原本打算赶傍晚的渡船回家。他们白天不知道会下大雪。停航以后,
四个人在码头上等了一阵,又商量去镇上找地方住。可是有人听说刘守义正在求人开船,
便又折返回来。另外几个人,有去县城办事的,有想赶回西岸家里的。
其中还有一个刚出嫁的姑娘,叫王小梅。我认识她母亲王玉珍。王小梅的娘家就在石埠镇,
婆家却在西岸的柳湾村。她那天白天回娘家看父母,傍晚准备回婆家。“她本来可以住一夜。
”吴伯说。“那为什么还去坐船?”“谁知道。”吴伯吐出一口烟。“十九岁的小媳妇,
刚嫁过去没多久,兴许怕婆家说她老往娘家跑。也可能觉得船都开了,不坐白不坐。
”我看着他。他又说:“那天晚上,不是人人都非过去不可。起初只有刘守义急。
后来大家听说有人肯出钱请船,就跟着凑。再后来,都等了半天,谁也不愿意走了。
”我问:“有多少人上了船?”“十个乘客。”“全部死了?”吴伯点头。
“还有周长河和陈德福。”十二个人。碑上的十二个人。我过去一直把他们当成一个数字。
现在我才知道,那天夜里,王小梅本来已经在娘家铺好了被子。那四个柳湾村的男人,
本来打算在镇上找个地方过夜。刘守义本来可以绕路。他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另一个选择。
只是最后都上了船。“周长河为什么肯开?”我问。吴伯把烟按灭。“钱呗。”他想了想,
又说:“也不全是钱。”周长河原本就是渡口的帮工。他替陈德福搬过货、收过缆,
也开过船。陈德福忙不过来时,会让他顶半天班。他对那条河很熟。他母亲周桂花身体不好,
常年吃药,家里欠着不少钱。那天他刚从亲戚家吃完饭回来,喝过几杯酒。
有人知道他会开船,便去求他。最初他不肯。说老板已经停航,船又锁了,自己不能擅自开。
后来刘守义提出多付钱。另外几个人听见了,也跟着凑。吴伯说,
自己记不清那天到底凑了多少,只记得有人在码头上喊:“一人再添几块,凑够了就走。
”那时候几块钱也不是小数目。周长河动了心。他觉得自己熟悉河道,平时也开过雪天的船。
不过就是比往常晚一点,雪大一点。他大概没有想过,一趟十来分钟的渡河,
会让自己再也回不了家。“可船不是锁着吗?”我问。吴伯看了我一眼。“所以我说,
这里有件事我一直没看明白。”“什么?”“周长河没有钥匙。”我的心忽然跳了一下。
“后来怎么开的?”“有人给他的。”“谁?”吴伯摇头。“没看清。”他说那时候天黑,
雪大,码头上人又多。他看见一个人从值班室那边走过来,跟周长河说了几句话。
那人穿着棉袄,头上围着围巾。看身形,像个女人。后来周长河拿着钥匙去了拴船石,
弯腰解开铁链锁。“您当年告诉县里的人了吗?”“说了。”“他们怎么写的?
”“问我能不能认出来。”“您怎么说?”“认不出来。”吴伯看着我。“念念,
这种事不能凭猜。”我点头。他又说:“你妈上个月也是这么问我的。问了好几遍,
我还是那句话,没看清。”“她为什么来问?”“镇里要重修渡口。
”吴伯从柜子里翻出另一张纸。是旧渡口安全教育设施的设计草稿。
上面印着一行字:“渡口承包人陈德福违规驾驶渡船,造成重大事故。”我盯着那行字。
吴伯说:“你妈看见这东西以后,气得不得了。先去了镇里,说写错了。人家叫她拿证据。
她这才来找我。”“陈德福不是开船的人?”“不是。”吴伯说得很肯定。
“我亲眼看见周长河解的缆,上的驾驶位。老陈是后来追过去的。”他指着河道图。
“船刚离岸,老陈就从码头冲出来,跑到下面的石阶,伸手抓着船栏跳了上去。
”“他去干什么?”“喊他们回来。”“后来呢?”吴伯摇头。“船开出去了。
我只看见老陈站在船头,似乎想让周长河停船。再后来雪太大,看不见了。”我望着那张图。
“他们是怎么撞上的?”“谁也说不清最后那一下。”吴伯叹了口气。“船上十二个人,
没一个活下来。运砂船那边说,雾里突然冒出一条小船,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避让。
到底渡船最后怎么走偏的,谁掌着舵,老陈有没有抢过,都没人能说准。”我没有再问。
吴伯把河道图折起来。“老陈那天锁了船,是对的。后来他追上去,也是想拦。
至于船上最后发生了什么,不能因为他死了,就凭想象给他编一段。
”他把旧记录借给我去复印。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叫住我。“念念。”“嗯?
”“那天晚上,你哥也在。”我站住了。“建军?”“他给老陈送饭。
我记得他就站在我前头。”吴伯看着我。“船出事以后,他在岸上喊了一夜的爸。
”五、两岸的人我回到镇上,已经是傍晚。老街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刘三婶的豆腐坊还没收摊。她坐在门口洗桶,水溅到地上,很快结了一层薄冰。看见我,
她叫了一声:“念念。”我走过去。“刘婶,您那天晚上也在码头?”她手里的水瓢停住了。
“哪天?”“一九九六年腊月十六。”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把水瓢放下。“在。
”“您是去送刘叔的?”她点头。“他要去县医院拿药。”“陈德福不肯开船?”“嗯。
”“您求过他?”刘三婶没有回答。她把水桶倒过来,让水慢慢往外流。然后说:“求过。
”“也求过我妈?”她抬起头。“你查到哪里了?”我没有回答。刘三婶看着我,
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安。“念念,我那时候是真着急。”“我知道。”“我娘在床上喘得厉害,
卫生所的医生说县医院有药。我男人说走陆路,可那天雪大,路也不好走。”她停了一下。
“我就想,要是能坐船过去,兴许还赶得上。”“您让沈秀兰去劝陈德福?”“是。
”刘三婶低下头。“我想着他们夫妻两个,总能商量。”我望着她。
她又说:“后来老陈还是没答应。我男人叫我回去照看娘,他自己在码头等。我走的时候,
他们还没开船。”“您不知道后来谁给了钥匙?”刘三婶猛地抬头。“什么钥匙?
”我没有回答。她抓住我的手腕。“念念,你说清楚。”我看着她。过了一会儿,
说:“十六那天,我会把妈留下的东西带过去。”她慢慢松开手。“好。”我们站了一会儿。
刘三婶忽然说:“我男人死以后,好些年我都不敢去渡口。”“为什么?”她望着街口。
“我总想,他那天本来不想去的。”我看着她。她又说:“他那晚吃过饭,说雪这么大,
明天再去吧。我跟他吵,说我娘不是他亲娘,他当然不着急。”她低头搓了搓手。
“后来他就穿上棉袄走了。”我没有接话。刘三婶说:“我娘后来活到了八十四。
”这句话说完,她突然不说话了。我听见屋里豆浆煮开的声音。她站起来,走进去关火。
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豆浆,递给我。“趁热喝。”我接过来。
豆浆表面结着一层很薄的皮。小时候我最爱喝这个。有时刘三婶会给我多舀半勺糖,
母亲知道以后,就跟她争那几分钱。她们经常吵。两个人站在豆腐坊门口,一个非要给钱,
一个非不要钱,吵得附近的人都出来看。我原先觉得她们关系很好。现在我忽然觉得,
她们之间有些东西,大概连她们自己都没有弄明白。那天夜里,我去了王玉珍家。
其实我原本没有打算去。只是回家的时候路过她的杂货铺,看见门还开着,里面亮着一盏灯。
王玉珍坐在柜台后面,戴着老花镜,拿计算器算账。她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
小时候她的头发很黑,喜欢用一个银色发卡别在脑后。现在头发全白了,发卡还是那个发卡。
看见我,她问:“买什么?”“王姨,我想问您一件事。”她摘下眼镜。“问吧。
”“王小梅是不是您女儿?”王玉珍的手停在计算器上。过了很久,她才点头。“是。
”“她当年是从娘家回婆家?”“嗯。”我站在柜台前。王玉珍看了我一会儿。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想把当年上船的事弄清楚。”她把计算器放下。“有什么好弄的。
”我没有说话。王玉珍低头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旧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碎花衬衫的年轻女人。她长得很秀气,头发梳成两条辫子,
笑的时候有一颗虎牙。“这就是小梅。”我接过照片。“她那天回来干什么?
”“给我送点东西。”王玉珍说。小梅嫁到柳湾村才四个月。那天她白天回娘家,
带来婆家做的豆腐乳,还拿了两双新袜子,说给爹娘穿。下午下雪,王玉珍叫她住一夜。
她原本答应了。母亲已经替她铺好床,棉被放在东屋里。
后来听见渡口那边有人商量开最后一趟船,小梅又改了主意。“她说嫁人了,
老在娘家住不好。再说婆婆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王玉珍看着照片。“我说天晚了,
明天再回。她说没事,船要是真开,过河就到家了。”“您没拦她?”“拦了。
”王玉珍抬起头。“我还骂她,说她这个人心急,什么事都等不得。”她停了一会儿。
“她走的时候,床上那床被子我没收。我想着她要是没赶上船,还能回来睡。”我望着她。
“后来呢?”“后来人就没了。”王玉珍把照片拿回去。她看了很久。
“那床被子我放了好几年。每年冬天拿出来晒,总觉得说不定哪天她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把照片放回抽屉。“你妈让你来的?”“不是。”“那你妈呢?
”我低下头。“死了。”王玉珍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听说了。
”她把计算器往旁边推了推。“没想到真就这么走了。”我站了一会儿,准备告辞。
她忽然问:“念念,你妈这些年每到腊月十六,都往碑前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王玉珍望着屋外。“有一回她来给小梅烧纸,我问她是不是还有什么话。
她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半天,最后就说,玉珍姐,对不住。”她停了一会儿。
“我以为她是替老陈道歉。”我没有接话。她看了看我。“念念,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摇头。“还没弄清楚。”那时候我确实还不知道全部。我只知道周长河是我的亲生父亲,
陈德福曾经锁住渡船,而那天夜里,一把原本锁在值班室里的钥匙,落到了周长河手里。
我还不知道,把钥匙递给他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六、周桂花腊月十五,我去了柘溪县。
康乐护理院在县城边上一条巷子里,三层水泥楼,门口种着两棵冬青。院子不大,
水泥地上晾着一排床单。前台的护工问我找谁。我说周桂花。她问我是什么人。我想了一下。
“孙女。”护工抬头看我。“周奶奶还有孙女?”我点头。她把登记本推过来。
“那你先登记。”我在姓名一栏写下陈念。写完以后,我又看了一眼。
这个名字我用了三十年。如今我忽然觉得,写在纸上也有些不习惯。护工领我上楼。
她说周桂花已经九十一岁,身体不好,记性也越来越差。这几年经常认不得人,
有时候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以前沈阿姨常来看她。”“多久来一次?
”“平时一个月一两次。每年腊月十六一定来。”我停住。“腊月十六?”“对。
来得特别早,有时我们还没开早饭,她就在院门口等。”护工说,
沈秀兰每次来都替周桂花洗脸、梳头、剪指甲,坐到中午,再赶下午的车回石埠镇。
她有时给老人带新衣服,有时带点吃的。“她总嫌我们给老人穿的衣服硬,说领口磨皮肤。
”我想起母亲死前压着的那件灰蓝棉袄。“她前几天是不是还说要给奶奶做衣服?
”护工点头。“说过。上个月还打电话来问尺寸。”我望着她。过了一会儿,
问:“她有没有说,腊月十六还来?”“说了。”护工笑了一下。“她每年都这么说,
哪回不是准时来。”周桂花坐在三楼走廊尽头的窗边。她很瘦,整个人缩在轮椅里。
身上盖着一条旧毯子,手背上有许多褐色斑点。护工俯下身,在她耳边说:“周奶奶,
有人来看你了。”她没有反应。护工又说了一遍。她才慢慢抬头。我走过去。“奶奶。
”她看着我。眼睛浑浊,没有什么表情。“你是谁?”我张了张嘴。忽然发现,
自己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说我是望舒?这个名字我只在照片背面见过。说我是陈念?
她大概也不认识。最后我说:“我是秀兰的女儿。”她听见秀兰两个字,眼睛动了一下。
“秀兰?”“嗯。”“她来了?”我没有说话。她伸出手,在空中摸索了一阵。“秀兰呢?
”护工走过来,把她的手放回毯子下面。“周奶奶,今天是您孙女来看您。”老人望着我。
过了一会儿,又问:“秀兰呢?”我突然想哭。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记得这个名字。
也许只是因为这些年听得太多。像一个人在年轻时学会了某句话,到了老年,
其他事情都忘光了,仍然会在某些时候不由自主地说出来。护工说,
周桂花的记忆已经很混乱了。有时候她以为自己还住在河边,听见外面汽车响,
就说渡船要开了。有时候她会找儿子。她经常问:“长河回来没有?
”护工们不知道周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