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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1-13 14:43:04尸体趴在护坡下面的一块斜面上,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上。灰色的夹克湿透了,贴在背上,把人显得很瘦。
周砚站在那儿,看了三秒,然后往下走。
他走到尸体旁边,蹲下来。
这是他第二次这么近地看一个死人。第一次是上个月,同福里那个独居的老人,死在垃圾道里。那次他吐了。
这次没有。他自己都有点意外。
死者是个男的,四十到五十之间,头发短,鬓角有点白。脸朝下,看不清。左手压在身子底下,右手伸出去,抓着护坡上的一钢筋头。指甲缝里有泥。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软底皮鞋。左脚有,右脚没有。
周砚站起来,往四周看。护坡下面是一片碎石,碎石上有几个塑料袋、一个矿泉水瓶、一断了的竹竿。再往下是水。
“小周。”
万长庚站在护坡上面,两只手在夹克口袋里,没有下来。
“您不下来看看?”
“我看得见。”老头说,”你把他翻过来。”
“等法医——”
“翻。”万长庚说,”他脸朝下,你看着不难受。”
周砚犹豫了一下,还是蹲下去,抓住死者的肩膀,慢慢把他翻过来。
翻过来的时候,尸体的胳膊是硬的,弯不过来,他费了点劲。
脸是青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额角有一块青紫,不大,巴掌的一半。
周砚退开半步。
“认得吗。”老头在上面问。
“不认得。”
“再看。”
周砚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看的是衣服——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一半,里面是一件深蓝色的圆领衫,领口松了。
“昨天那个。”他说。
“哪个。”
“码头上那个。穿灰夹克的。”
万长庚没说话。他从护坡上下来了,走得很慢,脚在水泥格子上踩得很稳。走到尸体旁边,他没有蹲,只是弯下腰,看了看死者的脸,又看了看死者的脚。
看了很久。
“小周。”
“嗯。”
“他另一只鞋呢。”
周砚愣了一下,往四周看。碎石上没有,水边没有,护坡上没有。
“可能被水冲走了。”
“皮鞋。”万长庚说,”不是拖鞋。”
“皮鞋也会掉。”
“会掉。”老头直起腰,”但是掉了一只,另一只还在脚上,你讲是为什么。”
周砚没答。
“因为掉的那一只,不是在江里掉的。”万长庚说,”是在岸上掉的。”
八点十分,分局的人到了。
汤小满提着箱子下来,走得比谁都快。她二十六,短头发,穿一件黑色的冲锋衣,袖子挽到胳膊肘。她蹲下去,戴上手套,先看的不是脸,是手。
“指甲里有东西。”她说,”泥沙,还有一点漆。”
“什么漆。”
“不知道。绿的。”她抬起头,”得回去做。”
她把手电筒打开,从头到脚照了一遍。照到后脑的时候,停住了。
“这儿。”
周砚凑过去。后脑偏左,头发里有一块地方颜色深,摸上去是软的。
“皮下出血。”汤小满说,”面积不大,形状不规则。磕的。”
“磕哪儿。”
“不知道。硬的,平的,边不尖。”她用手比了一下,”大概是这么宽的一条。”
“栏杆?”
她看了周砚一眼:”你不能这么问。你应该问’是不是栏杆’,然后我去比。”
“那是不是栏杆。”
“可能是。”她把这块记在本子上,”也可能不是。”
万长庚在旁边站着,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他忽然开口:
“死亡时间。”
“昨晚九点半到十一点之间。”汤小满说,”水温十八度,这个不好说太准。胃里有东西,没消化完,是面,还有一点萝卜。”
“面。”老头重复了一遍。
“嗯。”
“几点吃的。”
“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差不多。”
万长庚点点头,往护坡上面走。
周砚跟上去:”您问这个什么。”
“一个人晚上七点半吃的面,九点半掉到江里。”老头说,”他中间那两个小时在什么,你要搞清楚。”
九点,尸体装袋,抬上殡葬车。
周砚在护坡下面收拾东西,汤小满把一个透明袋递给他。
“他口袋里的。”
袋子里有三样东西:一串钥匙,三把,用一红绳拴着;一张折过两次的纸;一张轮渡票。
票泡过水,边角发毛,但字还看得清。武汉关—中华路,票价一块五,期是昨天。
票的上沿有一个钳孔,四个小圆洞,排成一排。
周砚把袋子举起来,对着光看。
“这张票,他买了没用?”
“用了。”汤小满说,”这就是用过的。”
“用过的票怎么还在他口袋里。”
“纸质票,进闸打孔,票自己拿着。”她说,”不然出站怎么查。”
周砚”哦”了一声,把袋子收起来。
那张纸他没细看,只看了一眼,上面是手写的字,写得很潦草,有几个数字,还有一个”麦”字。
十点半,所里。
胡所长把两份材料往桌上一放,一份是失踪人口,一份是户籍。
“陈开河。”他说,”五十二,住黄陂街一百二十七号,三楼。原轮渡公司职工,二〇一四年退休。退休以后承包了船舱小卖部和几个广告位。”
“家属呢。”周砚问。
“老婆刘桂英,五十,在码头上卖水卖报。儿子陈嘉,二十六,在轮渡公司,水手。”
周砚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在轮渡公司。”
“嗯。”
“哪条船。”
“武汉关号。”胡所长说,”就是昨晚九点四十那一班。”
屋子里静了一下。
万长庚坐在角落里,正低头擦他的保温杯。他擦得很慢,一圈一圈。
“万师傅。”胡所长说,”这个案子——”
“我十九天。”老头说,头都没抬。
“我知道你十九天。”
“你让小李办。”
“小李手上三个。”
“那你让小周办。”
“我就是这个意思。”胡所长看了周砚一眼,”小周主办,你带。”
万长庚把杯子放下,拧上盖。
“带可以。”他说,”我不管写材料。”
“材料我盯。”
“那我回去睡觉了。”他站起来。
“万师傅。”周砚叫住他,”这案子……”
老头走到门口,回过头。
“你今天是不是觉得,少的那一个找到了。”
“是。”
“不对。”万长庚说,”少的那一个,还在船上。”
门关上了。
周砚坐在那儿,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没过去。
他低头看桌上那张轮渡票的复印件,看了很久。
票泡过水,边角发毛,可四个钳孔清清楚楚,一个不缺。票身折过两次,折痕很深,是的时候折的——折好了,才进的江。
一个人掉进江里,为什么要把票折好,再放回口袋。
第三章 一屋子的人
黄陂街一百二十七号是一栋老楼,四层,外墙的水泥一块一块地掉,露出里面的红砖。
楼底下停着一辆小推车,铁皮的,轮子小,推起来咯噔咯噔。车上放着两个蛇皮袋,一个装空瓶,一个装报纸。车把上挂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矿泉水 报纸 地图”,字是用记号笔写的,被雨水泡过,蓝的晕成一片。
周砚抬头看了一眼三楼。三楼的窗户开着,晾着一件男人的衬衫,蓝色的,袖子在风里晃。
上午十一点,两个人上去。
楼道很暗。一层四户,公用一个水房。墙上有小孩画的画,画的是一个船,船上站着三个人。画得很早,颜色都褪了。
三楼,门开着一条缝。
万长庚抬手,敲了两下。
“哪个。”里面有人问。
“派出所的。”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女人,五十来岁,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髻,用一黑色的发卡别着。穿一件深灰的罩衣,袖口卷起来,手上有水。
她看了看万长庚,又看了看周砚。
“进来吧。”她说。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台电视,电视上罩着一块白布。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是十几年前照的,照片上的男人穿着轮渡公司的制服,站得很直。
桌上有一碗面。
面已经坨了,汤也了,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蛋上落了一层灰。
“陈师傅的爱人?”周砚问。
“刘桂英。”她说,”坐。”
她给两个人倒了水,用两个玻璃杯,杯子是买饮料送的,上面印着字。倒完了,她把杯子往桌上一放,自己在对面坐下。
“他是不是出事了。”她说。
周砚愣了一下。
“您怎么——”
“你们两个人来。”她说,”一个穿警服,一个。要是他打了人,来的不是你们两个。要是他被人打了,来的是一个。”
她说话不快,一句一句,很清楚。
周砚看了万长庚一眼。老头正在看那碗面。
“刘阿姨。”周砚说,”今天早上七点,在王家巷下面的江边,发现一具男尸。身上有身份证,还有一张轮渡票。我们想请您去认一下。”
刘桂英没有动。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互相握着,握得很紧。
“他吃饭没有。”她忽然问。
“什么。”
“他昨天晚上出门,我说给他下碗面,他说回来吃。”她看着桌上那碗面,”我给他下了。他到现在还没吃。”
屋子里静了。
万长庚把视线从那碗面上移开。
“刘阿姨。”他说,”昨晚他几点出的门。”
“七点。”她说,”七点十分。他说去中华路,找他哥。”
“哪个哥。”
“他哥哥,在中华路那边开个修车铺。”
“去什么。”
“收钱。”她说,”人家欠他钱。”
“多少。”
“我不知道。”她摇头,”他的事我不问。”
“他几点回来。”
“他说十点半。”
“您等到几点。”
“等到十二点。”她说,”我坐着等,坐着就睡着了。醒过来两点,他还没回来。我想他可能在他哥那儿睡了。”
“您没打电话。”
“他手机丢了。”她说,”上个月丢的,一直没买。”
万长庚点点头。
这时候,里屋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人从里面出来。
二十六七岁,个子高,穿一件黑色的卫衣,头发有点长,盖住耳朵。他的脸很像照片上的那个男人,但是更瘦,下巴上有一层青色的胡茬。
“妈。”他说,”你去吧。我陪你。”
“陈嘉。”刘桂英说。
“我晓得。”他说。
他走到桌边,站着,没有坐。
周砚注意到他的手。右手的手背上,从虎口往手腕的方向,有三道红印。不深,但很清楚,像是指甲划的。
“你的手怎么了。”周砚问。
陈嘉低头看了一眼。
“搬东西。”他说,”缆绳。”他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我们那条船,缆绳粗,一使劲就蹭。”
“蹭是横的。”万长庚说,”你这是竖的。”
陈嘉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
楼下有人在喊。
“刘桂英!刘桂英在家没有!”
声音很粗,从楼底下一直喊上来。接着是脚步声,一步一步,很重,踩得楼梯响。
一个男人上来了,五十五六,个子不高,肩膀很宽,穿一件皮夹克,夹克拉链没拉,里面的衬衫下摆露出来。他手里夹着一烟,走到门口,把烟在门框上按灭了。
“我听说了。”他说,”江里捞上来一个。”
“麦老板。”刘桂英站起来。
“我不坐。”他摆摆手,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落在周砚身上,”这是——”
“派出所的。”周砚说。
“哦。”他把手进裤兜,”那正好。我跟你们讲,他欠我三十八万。”
“麦志强。”刘桂英说,”人还没认。”
“认不认都是三十八万。”他说,”他昨天晚上还跟我讲,今天给我。他拿什么给?他那个承包权,早就抵给别人了。”
“哪个别人。”万长庚问。
“你们去查嘛。”麦志强说,”他这个人,你们不晓得。他外面欠的钱,你们两个加起来都数不清。”
“你昨天下午见过他。”万长庚说。
“见过。”麦志强说,”在他那个小卖部。他说晚上给我钱,让我等。”
“他哪来的钱。”
“他说他要去中华路收一笔。”
“你信?”
麦志强笑了一下。
“我信个鬼。”他说,”我跟他做了十年生意,他讲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是看他要跑。”
“跑哪儿。”
“不晓得。”他把烟从耳朵上取下来,在手里转,”反正他要是跑了,我这三十八万就进江里了。”
他说完,看了刘桂英一眼。
“嫂子,我不是这个时候来催你。”他说,”我是来告诉你,他要是死了,这笔账我认了。他要是没死,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他转身下楼,脚步还是很重。
走到二楼,声音从下面传上来:
“还有,你们查一查他那个承包权卖给谁了。”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刘桂英坐回椅子上,两只手又握在一起。
“陈师傅的承包权。”万长庚说,”卖给谁了。”
“我不知道。”她说。
“您一点都不知道。”
“他从来不跟我说。”她抬起头,”他这人,一辈子,什么事都在自己肚子里。他连生病都不跟我说。”
“他生病了。”
“去年查出来的。”她说,”肝上有东西。他不让我告诉陈嘉。”
周砚在本子上记。
“刘阿姨。”他说,”最后一个问题。昨天晚上,您看见他上船了吗。”
“看见了。”
“在哪儿看见的。”
“码头上。”她说,”我收摊,推着车往回走,走到闸口外面,看见他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