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长江·少了一个人入I大结局在哪能免费看?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6-11-13 14:44:28两个骑电动车的是前后脚。前一个三十来岁,穿一件蓝色外卖服,头盔挂在车把上;后一个年纪大些,戴眼镜,车筐里放着一袋橘子。
卖水的老太在收摊。她把塑料瓶一个一个装进蛇皮袋,装完了,把袋口扎上,拖到墙底下。
灰夹克是倒数第四个上船的。他在闸机前面停了一下,回过头,问老吴:
“这船到中华路吧。”
“到。”
“几点到。”
“十点零五。”
“哦。”他说,”谢谢。”
他把票塞进闸机,闸机”嘀”了一声,挡板弹开。他走过去,下了跳板。跳板”咣”了一声。
老吴看着他的背影,手指头又点了一下。
后面还有三个人,一对小情侣和一个拎公文包的。点完,闸机关了。
九点四十,船开了。汽笛拉了两声,很长,声音从江面上滚过去,撞到对面的楼上,又滚回来。
万长庚站起来,走到栏杆边上。周砚跟着他。
“您到底来什么。”
“看船。”
“看船有什么好看的。”
“我看了三十年。”老头说,”这条江,一天一个样。”
船走了以后,码头上就空了。卖水的老太已经把蛇皮袋背起来,往沿江大道那边走,走几步歇一下。骑电动车的那两个人早就把车推下船了,正往江汉路那边去,车灯一晃一晃。
老吴从检票口出来,站在台阶上,摸出烟,点上。
他抽了两口,忽然抬手,把烟掐了,转身往调度室走。
周砚看见他走得急,跟了过去。
调度室里有一块白板,上面记着每一班的进出人数。闸机是自动计数的,一个小时打一张小票,贴在板子上。
老吴把小票撕下来,对着灯看。
“怎么了。”周砚问。
“上船一百八十七。”老吴说,”下船一百八十六。”
“差一个。”
“差一个。”
周砚笑了一下:”那不正常吗。有人从船尾那边下,有人的票没过闸机——”
“我数的。”老吴说。
“您数的也可能——”
“我数了二十六年。”老吴把那张小票拍在桌上,”我数错过两回。一回是一个孕妇,我看不出来。一回是一个背冰箱的,人挡着了。这两回我都记着。”
他把烟从口袋里又摸出来,没点。
“今天没有孕妇,没有冰箱。”
周砚不笑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候船室。万长庚还站在栏杆边上,背对着这边,一只手扶着锈了的铁栏杆,另一只手背在身后。
“那您跟他说。”周砚说。
“我不跟他说。”老吴说,”他还有十九天就退了,你别给他添事。”
“这不是添事。”
“怎么不是。”老吴把烟塞回去,”丢一个人,要找,要查,要写报告。他要退了,报告写一半,人走了,谁接。”
“我接。”
老吴看了他一眼,看了两秒。
“你接过案子吗。”
“没有。”
“那你别说这句话。”
周砚的脸绷住了。他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
夜里十点二十,码头上只剩下一盏灯。江风起来,把告示牌吹得啪啪响。卖水的老太走了,蛇皮袋在地上拖出一道水印,一直拖到马路牙子上。
万长庚从栏杆那边慢慢走过来。
“走了。”他说。
“万师傅。”周砚把那张小票递过去,”少一个。”
老头接过来,对着灯看了看,又还给他。
“少一个就少一个。”他说,”明天再说。”
“明天?”
“明天早上八点,你去调度室,把今天所有的班次都调出来,一班一班对。”万长庚说,”今天一百八十七,昨天多少,前天多少。要是每天都差一个,那就是机器的事。要是只有今天差一个——”
他停了一下。
“那就是人的事。”
周砚愣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本子,记。
“还有。”老头说。
“您说。”
“你去问老吴,那个上船没下船的人,长什么样,穿什么鞋,手上拿的什么。”万长庚往台阶下走,走得很慢,”人脸记不住,鞋和手记得住。”
“为什么是鞋和手。”
“鞋是走路的,手是活的。”老头说,”你要是只记得一张脸,那这张脸多半是假的。”
周砚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一节一节往下走,走到最下面,回过头。
“小周。”
“嗯。”
“你今天是不是跟老吴讲,你接。”
“讲了。”
“以后别讲。”万长庚说,”你要接,就直接接。讲出来的都是空的。”
他往巷子里走,走了一段,声音从黑里传回来:
“明天七点半,何嫂那儿。你请我过早。”
周砚一个人站在码头,风从江面上过来,带着水的腥气,还有一点柴油味。
他低头看那张小票,期、时间、人数,打了三行。最下面一行是”187 / 186″。
他把小票折好,放进上衣口袋。
回到所里已经十一点。值班室的灯亮着,桌上摆着一碗凉了的面。他坐下来,把面吃了,然后开电脑,登进轮渡公司的票务系统。
九点四十那一班,售出一百八十七张。
刷卡记录,一百八十六次。
他把屏幕往下拉,又拉回去,看了三遍。
差的那一张,是一张纸质票。检票口的监控三天前就坏了——江堤施工,挖断了线,一直没修。半个码头的眼睛,瞎了三天。
周砚坐在椅子上,忽然想起一件事。
老吴说,那个穿灰夹克的人,上船前问了一句”这船到中华路吧”。
在这个码头上等船的人,不会问这句话。
他抬起头,窗外是江。江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对岸的灯,一排,很整齐。
第二章 江里捞上来一个人
发现尸体的是个钓鱼的。
早上六点四十,天刚亮,江面上还有雾。老头在王家巷下面那段护坡上打窝子,打了三把酒米,坐下来等。他用的是一很旧的玻璃钢竿,竿梢断过一截,接了个红绳。
七点差十分,浮子动了一下。他提竿,提不动,以为是挂底。
他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再提。
水面上翻出一样东西,先是黑的,后是灰的,最后露出一只手。
老头把竿子扔了,跑上护坡,跑到马路上,站在路边喊人。他喊的时候腿在抖,喊出来的话自己都听不清。
七点二十五,周砚到了。
他从派出所跑过来,一公里八,跑了七分钟。跑到的时候,江边已经围了七八个人,都站在护坡上面,谁也不下去。
“退后,都退后。”他一边走一边说。
护坡是水泥的,一格一格,缝里长着草,草上挂着塑料袋子。江水拍在下面,一下,一下,不急。秋汛的江是黄的,黄得发黑,表面浮着一层白沫,慢慢地往下游走。
尸体趴在护坡下面的一块斜面上,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上。灰色的夹克湿透了,贴在背上,把人显得很瘦。
周砚站在那儿,看了三秒,然后往下走。
他走到尸体旁边,蹲下来。
这是他第二次这么近地看一个死人。第一次是上个月,同福里那个独居的老人,死在垃圾道里。那次他吐了。
这次没有。他自己都有点意外。
死者是个男的,四十到五十之间,头发短,鬓角有点白。脸朝下,看不清。左手压在身子底下,右手伸出去,抓着护坡上的一钢筋头。指甲缝里有泥。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软底皮鞋。左脚有,右脚没有。
周砚站起来,往四周看。护坡下面是一片碎石,碎石上有几个塑料袋、一个矿泉水瓶、一断了的竹竿。再往下是水。
“小周。”
万长庚站在护坡上面,两只手在夹克口袋里,没有下来。
“您不下来看看?”
“我看得见。”老头说,”你把他翻过来。”
“等法医——”
“翻。”万长庚说,”他脸朝下,你看着不难受。”
周砚犹豫了一下,还是蹲下去,抓住死者的肩膀,慢慢把他翻过来。
翻过来的时候,尸体的胳膊是硬的,弯不过来,他费了点劲。
脸是青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额角有一块青紫,不大,巴掌的一半。
周砚退开半步。
“认得吗。”老头在上面问。
“不认得。”
“再看。”
周砚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看的是衣服——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一半,里面是一件深蓝色的圆领衫,领口松了。
“昨天那个。”他说。
“哪个。”
“码头上那个。穿灰夹克的。”
万长庚没说话。他从护坡上下来了,走得很慢,脚在水泥格子上踩得很稳。走到尸体旁边,他没有蹲,只是弯下腰,看了看死者的脸,又看了看死者的脚。
看了很久。
“小周。”
“嗯。”
“他另一只鞋呢。”
周砚愣了一下,往四周看。碎石上没有,水边没有,护坡上没有。
“可能被水冲走了。”
“皮鞋。”万长庚说,”不是拖鞋。”
“皮鞋也会掉。”
“会掉。”老头直起腰,”但是掉了一只,另一只还在脚上,你讲是为什么。”
周砚没答。
“因为掉的那一只,不是在江里掉的。”万长庚说,”是在岸上掉的。”
八点十分,分局的人到了。
汤小满提着箱子下来,走得比谁都快。她二十六,短头发,穿一件黑色的冲锋衣,袖子挽到胳膊肘。她蹲下去,戴上手套,先看的不是脸,是手。
“指甲里有东西。”她说,”泥沙,还有一点漆。”
“什么漆。”
“不知道。绿的。”她抬起头,”得回去做。”
她把手电筒打开,从头到脚照了一遍。照到后脑的时候,停住了。
“这儿。”
周砚凑过去。后脑偏左,头发里有一块地方颜色深,摸上去是软的。
“皮下出血。”汤小满说,”面积不大,形状不规则。磕的。”
“磕哪儿。”
“不知道。硬的,平的,边不尖。”她用手比了一下,”大概是这么宽的一条。”
“栏杆?”
她看了周砚一眼:”你不能这么问。你应该问’是不是栏杆’,然后我去比。”
“那是不是栏杆。”
“可能是。”她把这块记在本子上,”也可能不是。”
万长庚在旁边站着,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他忽然开口:
“死亡时间。”
“昨晚九点半到十一点之间。”汤小满说,”水温十八度,这个不好说太准。胃里有东西,没消化完,是面,还有一点萝卜。”
“面。”老头重复了一遍。
“嗯。”
“几点吃的。”
“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差不多。”
万长庚点点头,往护坡上面走。
周砚跟上去:”您问这个什么。”
“一个人晚上七点半吃的面,九点半掉到江里。”老头说,”他中间那两个小时在什么,你要搞清楚。”
九点,尸体装袋,抬上殡葬车。
周砚在护坡下面收拾东西,汤小满把一个透明袋递给他。
“他口袋里的。”
袋子里有三样东西:一串钥匙,三把,用一红绳拴着;一张折过两次的纸;一张轮渡票。
票泡过水,边角发毛,但字还看得清。武汉关—中华路,票价一块五,期是昨天。
票的上沿有一个钳孔,四个小圆洞,排成一排。
周砚把袋子举起来,对着光看。
“这张票,他买了没用?”
“用了。”汤小满说,”这就是用过的。”
“用过的票怎么还在他口袋里。”
“纸质票,进闸打孔,票自己拿着。”她说,”不然出站怎么查。”
周砚”哦”了一声,把袋子收起来。
那张纸他没细看,只看了一眼,上面是手写的字,写得很潦草,有几个数字,还有一个”麦”字。
十点半,所里。
胡所长把两份材料往桌上一放,一份是失踪人口,一份是户籍。
“陈开河。”他说,”五十二,住黄陂街一百二十七号,三楼。原轮渡公司职工,二〇一四年退休。退休以后承包了船舱小卖部和几个广告位。”
“家属呢。”周砚问。
“老婆刘桂英,五十,在码头上卖水卖报。儿子陈嘉,二十六,在轮渡公司,水手。”
周砚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在轮渡公司。”
“嗯。”
“哪条船。”
“武汉关号。”胡所长说,”就是昨晚九点四十那一班。”
屋子里静了一下。
万长庚坐在角落里,正低头擦他的保温杯。他擦得很慢,一圈一圈。
“万师傅。”胡所长说,”这个案子——”
“我十九天。”老头说,头都没抬。
“我知道你十九天。”
“你让小李办。”
“小李手上三个。”
“那你让小周办。”
“我就是这个意思。”胡所长看了周砚一眼,”小周主办,你带。”
万长庚把杯子放下,拧上盖。
“带可以。”他说,”我不管写材料。”
“材料我盯。”
“那我回去睡觉了。”他站起来。
“万师傅。”周砚叫住他,”这案子……”
老头走到门口,回过头。
“你今天是不是觉得,少的那一个找到了。”
“是。”
“不对。”万长庚说,”少的那一个,还在船上。”
门关上了。
周砚坐在那儿,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没过去。
他低头看桌上那张轮渡票的复印件,看了很久。
票泡过水,边角发毛,可四个钳孔清清楚楚,一个不缺。票身折过两次,折痕很深,是的时候折的——折好了,才进的江。
一个人掉进江里,为什么要把票折好,再放回口袋。